阿扁好像也有相同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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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是“越成功越自卑，越有能力越刻薄”的代表。（環球時報）
一代帝王朱元璋人格分裂猜想
作者 岳曉東
（作者為哈佛大學博士，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
北京科技報12日刊載 朱元璋是明朝開國皇帝，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之一，史稱明太祖。然而對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學界對此主要有兩種解釋：一是“蛻化變質”論，二是“政治需要”論。作為前者，它強調朱元璋殺功臣是小農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墮落，也是農民義軍領袖的蛻化變質；作為後者，它強調朱元璋殺功臣是帝王之術，是政客的一貫伎倆，也是政治鬥爭的必然結果。
雖然，這兩種解釋都有一定道理，但它們無法解釋一個重要事實：同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什麼不可以像劉邦、劉秀、司馬炎、李世民、趙匡胤等人那樣雍容大度，善待功勳呢？
朱元璋的心理素質
作為一個心理學者，我一向對歷史人物有著濃厚的興趣，並試圖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認識這些人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一直是我的關注焦點。在詳細梳理研讀記載朱元璋事跡的史料後，我認為，較之其他歷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心理素質差到了出現了嚴重的心理障礙。
對此，我想以“重八——朱元璋人格分裂猜想”來概括朱元璋的心理扭曲歷程，它主要包括三個假設：（1）朱元璋患有嚴重的神經症；（2）朱元璋的神經症導致他出現人格分裂；（3）朱元璋濫殺功臣的精神防禦機制是替天行道。
嚴重缺乏自信
朱元璋（西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早年被迫到皇覺寺為僧，曾飽嘗世間冷暖人情，後投效郭子興部下，很快成為一名戰將。朱元璋善於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級謀士，如李善長、宋濂、劉基（伯溫）、朱升等人。他們為朱元章出謀劃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統治的同時，也逐一掃除了其他的農民義軍，並於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開創天下時，尚能廣招天下文人賢士，並放心任用手下部將。一俟天下方定，他卻開始擔心文臣們會鄙薄他出身貧賤，武將們會篡奪他的皇位。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現了典型的焦慮型神經症表現，如嚴重缺乏自信、疑心疑鬼、極度敏感、易生妄想等。為了緩解其焦慮，朱元璋以整肅朝廷命官及屠殺官民為樂，如他發明瞭廷杖的懲處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尊嚴，很多人竟“立斃杖下”，沒有杖斃者也落得一身殘疾，被發往鳳陽或其他邊州遠郡充軍。僅到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光謫屯鳳陽的官員就有一萬多人。此外，朱元璋還開創（恢復）了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其野蠻殘暴程度超過了歷代君王。
洪武十三年，朝廷發生了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本是開國功臣李善長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在任期間結黨營私，坑害異己，且貪污受財，圖謀不軌，所以被朱元章誅殺，無可厚非。可朱元璋卻借此行上下左右株連法，造成胡黨大獄。也累及李善長全家被殺，宋濂全家被貶，宋濂本人也死在流放途中。
浙江府學林元亮為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之語，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語，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禿僧，“作則”是喻自己做賊，下令將兩人處死。由此大興文字獄，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緘口不言，朱元璋卻從中獲得極大的心理滿足！凡此種種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態扭曲，缺乏一代明君應有的胸懷。
朱元璋焦慮過度
朱元璋神經症的根源是成就焦慮和皇位焦慮。心理學對焦慮的定義是因社會因素而引發的憂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極度的緊張情緒。朱元璋的成就焦慮表現為他想遙比堯舜，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其中沒有任何豪族和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慮表現為擔心朝廷要員會逐漸架空他的權力，甚至矇騙愚弄他。這兩種焦慮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長期生活在高度憂慮與緊張的亞健康狀態下，性格日益偏執。
按理說，朱元璋由一個貧僧一躍成為一個龐大帝國的開國皇帝，他本該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那樣充滿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劇在於：他的急功近利做法必然會在現實中遇挫，對此他非但沒有作自我批評，反而遷怒于屬下，動輒殺人，株連九族，期望以嚴刑治亂世，到頭來只能徒增挫敗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會善始善終，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可以令人高枕無憂。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慮也越高，這增強了皇權和相權的衝突，導致後來徹底廢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後，“性情大變”、“判若兩人”。在心理學上，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現，它泛指一個人的性格特點出現結構性轉變。此時的朱元璋變得相當自戀，它突出表現為缺乏同感、剛愎自用、偏執冷酷。這與早年的朱元璋可謂大相徑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慮走過了一個U字型軌跡———早年是生存焦慮，晚年是成就焦慮和皇權焦慮，它構建了朱元璋的一個個“心牢”，使他不斷陷入庸人自擾的困境。與之呼應的是，朱元璋一生的處事方法也有一個U字型變化——早年用行伍做法消滅敵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剷除對手，將所學到的仁、義、忠、恕等儒家治國理念盡拋九霄雲外！
極強的精神防禦機制
朱元璋一生採用冤獄的殘酷手段剷除異己，突出的事件有胡藍黨案、空印案、郭桓案等，殺的儘是他的袍澤舊誼。他怎麼可以下得了手呢？對此，史學界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而就心理學而言，一個人無情殺人，必須要有極強的精神防禦機制來支撐他。
所謂精神防禦機制，泛指一個人減低內心焦慮、平衡內心衝突的努力。那麼什麼是朱元璋殘酷殺人的精神防禦機制呢？這既是史學界的疑問，也是心理學界的探索。史書載，朱元璋晚年嚴重失眠，時常起身夜觀天象，探視二十八個星座哪個會犯天宮。而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朱元璋先是誅殺大將藍玉，累及一萬五千多人同死，後逼徐達食他所賜蒸鵝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殺身亡，又誣廖永忠偷穿龍袍下獄致死，連賦閒在家的馮勝也難逃死亡厄運。所以在短短的三年內，朱元璋就將當初隨他一同打江山的剩餘元老一一剷除。對此，史學界一向認為，這是因為朱元璋自知將不久於人世，所以加快了剷除功臣的步伐。
但我的大膽猜想是：朱元璋夜觀天象，發現天宮有犯，唯有誅殺功臣方可防患未然。所以，我大膽假設，朱元璋晚年瘋狂誅殺功臣，是因為他堅信自己在秉承天意，替天行道，所以他下得了手！這是合理化思維的突出表現，也給了他殺人的勇氣！如果事實真是如此，則朱元璋大肆誅殺臣下，不僅有人格扭曲的因素，也有迷信或心理暗示的作用，它充分為其殘忍行為自圓其說！
“朱重八時期”與“朱元璋時期”
朱元璋的個人悲劇在於：當他充滿自卑的時候，他尚有幾分自信，而當他應感到充滿自信時，他卻尤感自卑。換言之，當朱元璋還叫朱重八時，他表現得相當的頑強、自信、禮賢下士、恢宏大度，縱然只是紅巾軍的一方將領，卻已是眾望所歸；但自打朱重八改名為朱元璋後，他便越來越敏感、脆弱、剛愎自用、殘忍兇暴。由此，朱重八與朱元璋可謂兩個截然不同的人格，是仁君與暴君的鮮明對比。這與其說是歷代君王的政治權術或是皇權思想的作怪結果，倒不如說是朱元璋個人的人格悲劇！
250多年前，德國數學家哥德巴赫發現了一個有趣現象：任何大於5的整數都可以表示為3個質數的和，而每個不小于6的偶數都是兩個素數（只能被和它本身整除的數）之和，後人稱之為哥德巴赫猜想。著名數學家歐拉認為這個猜想是正確的，卻無法證明。但這引起了古往今來許多數學家的注意並努力加以驗證，其中也包括我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
同樣，我的“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在理論上似乎成立，但需有大量史料來加以佐證，特別是史料中對朱元璋晚年健康狀態的記錄、對其用藥療養的記錄、對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間的天象記錄等。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多元地、立體地看待朱元璋的晚年健康狀況及其對決策的影響，也可以還朱元璋一個歷史清白。
更重要的是，我的“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試圖說明，朱元璋由仁君變為暴君，更多的是心理作用的結果，而非簡單的政治鬥爭的需要！換言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剖析朱元璋晚年的所作所為，要遠比從政治學與史學的角度清晰得多。而這，正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塊空白地。說來朱元璋自己也是其“心牢”的犧牲者，因為他在臨終前終於懺悔：“吾不及古人（指堯舜）。”
在本文結尾處，我強烈期望史學界的同仁們能關注我的觀點，以期共同展開探討，另辟史學研究的新方法、新途徑。
▲終朱元璋一生，其生活軌道是由卑賤走向富貴，而其心路歷程卻是由自信走向自卑。
這主要是由其巨大的成就焦慮和權位焦慮所致，前者給他帶來了無比沉重的心理包袱，工作很少有成就感；後者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安全失落感，陷入了懷疑一切的泥潭。可以說，這兩種焦慮造成了朱元璋的人格悲劇，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暴君之一。由此，我們在看待朱元璋的一生功過時，不僅要看其時代背景和事件變化，也要看朱元璋的人格變化。朱元璋想做“仁君”而成為“暴君”，是有其深刻的心理緣由的。
▲朱元璋一生主要有三種焦慮，生存焦慮、成就焦慮、權位焦慮。
在這三種焦慮中，前者一度是真實存在的，卻被徹底消除了；中者是在打拼天下中產生的，並塑造了朱元璋的歷史形象和地位；後者基本上是虛幻妄想的，卻被一再誇大。換言之，朱元璋的生存焦慮使他飽嘗人間艱辛，並養成了嫉惡如仇的性格；朱元璋的成就焦慮使他不斷挑戰自我，完善自我，達到了空前的自我實現；朱元璋的權位焦慮使他極端偏執，猜疑成性，乃至濫殺無辜，不近情理！（北京科技報）
朱元璋的疑慮
（人民網）朱元璋自視甚高，立志功蓋始皇，業比堯舜；雖貴為帝王，卻總是憂心忡忡，生怕臣子生異心，奪取他的江山。
朱元璋的夢想是建立家天下的格局，將20多個孩子分封到全國各地，並具兵權。但他十分擔心開國功臣們會篡奪自己的江山，對他們欲盡除之而後快。由於這兩種焦慮，朱元璋不斷產生無名煩惱與恐懼，身心健康備受困擾。史書記載，朱元璋時常夜不成眠，披衣觀天象，憂心天下四方的局勢變化。久而久之，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在決策上日顯強迫性懷疑妄想，並剛愎自用。
例如，浙江府學林元亮為人寫《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之語；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在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之語，朱元璋竟認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禿僧，“作則”是喻自己做賊，下令將兩人處死。朱元璋對臣子的猜忌也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還如，朱元璋設立了錦衣衛情報機關，使特務遍佈全國，監視大臣們生活細節，以便隨時肅清他想剷除的臣子。朱元璋還開創了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平民，均可被笞！他還借大規模屠殺建立威信和消滅敵手。這本質上都是焦慮在作怪！
朱元璋的恐懼
朱元璋熱衷於屠殺臣民，這是減輕他心理壓力的一種病態做法。這一做法給明朝的官制帶來許多前所未聞的怪事，如帶枷昇堂、上朝如赴刑場等，使得大小官員都生活在高度恐懼中。這使朱元璋迅速變成一個極為孤獨的人，無人敢向他直言，身邊親人亦然。
洪武二十六年，太子朱標故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堪忍受其父濫殺無辜而抑鬱致死。
到最後，無論滿朝文武，還是妻妾子女，都有可能成為朱元璋的假想敵！他成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朱元璋的抑鬱
朱元璋晚年身為帝王，號令天下，不可一世。但他並不幸福，其情緒狀態一直是鬱鬱寡歡。因為他自知是一個暴君，做出了一系列寡恩殘忍的事情！為求心理平衡，朱元璋對仁政有著本能的抵觸，對整人也有著極端的樂趣。
史學界一貫聲討朱元璋以極端粗暴的手法對待臣子，但絕少琢磨過朱元璋為什麼會這樣做。他的根本原因在於無法控制積壓已久的焦慮和抑鬱。由此，朱元璋的個人悲劇在於：他越是有成就，就越感自卑；而越感自卑，也就越要殺人。如此惡性迴圈，其晚年何以幸福！
由於這些“心魔”的作用，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後出現了人格分裂（指一個人的穩定心理特徵出現結構性變化），給人感覺判若兩人，突出表現為由仁君變成了暴君。史書記載，朱元璋在55歲前一直是禮賢下士，虛懷若谷的。
朱元璋的人格悲劇在於：他一生都在消滅對手，但他真正的對手卻是他自己！他可以打敗所有人，卻無法戰勝自己。朱元璋不能很好地緩解工作中的種種焦慮，對自己和他人要求都太苛刻了。
對成功人士的啟發
類似朱元璋的表現可以稱為“朱元璋綜合徵”，它泛指一個成功的人面對重重工作壓力，不善調整心態，越是成功就越自卑，越有能力就越刻薄。
成功意味著更大的焦慮。對此，人們要學會化壓力為動力，不要過分擔心個人的能力不足，而是要學會與他人分攤壓力，以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利用群眾的智慧化解個人的焦慮。
成功還意味著更大的競爭。對此，人們要學會變危機為生機，不要把競爭對手視為自己事業發展的障礙，而是要學會用其之長，避其之短，終而掌握化敵為友、“與狼共舞”的藝術。
朱元璋的教訓在於：他在兩手空空，沿街化緣時尚有幾分自信，卻在掃平天下，一朝為皇時日感自卑———成功者不當自卑，自卑者不會成功。朱元璋的教訓還在於：他在開創天下時甚善蒐羅人才，化敵為友，卻在建立江山後猜疑成性，殺人成癮———成功者不該孤獨，孤獨者難成大事。
歸根到底一句話：成功者要善解壓力，不善解壓力的成功者必不長久。
朱元璋是“越成功越自卑，越有能力越刻薄”的代表。（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