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土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
大師法名對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是陝西49頁第二行陽人。俗姓趙，後世佛門弟子都稱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
大師自幼隨兄長讀儒家經書，常常以實踐和光大儒學為已任。曾仿照韓愈、歐陽詢，作駁斥佛教的文章。後來一病好幾年，方才感悟以前的錯誤，因而洗心革面，頓改前非。21歲那年，出世機緣成熟，大師就投奔終南山南五台蓮華洞寺出家，依道純和尚剃發。這年正是清朝光緒7年辛巳歲。第二年，大師在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足戒。
大師出生6個月即患眼病，幾近失明，後雖病癒，而目力已大受損傷，眼睛稍稍發紅，就不能看書。受具足戒時，因為大師文章書法都好，故而戒期中所有書寫事宜，都由大師勞作。因寫字過多，雙目紅如血灌。幸虧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當知客，在曬經的時候，讀過一本殘缺不全的〈龍舒淨土文〉，從而知道念佛往生淨土法門，是即生了生脫死的要道。因為這次眼病，大師更醒悟身體是病苦的本源，所以一有時間就專念佛號。夜裏別人睡下後，大師悄悄坐起念佛。寫字時，也是心不離佛。所以雖是奮力帶病書寫，仍然能夠勉強支持。等到全部寫完之後，眼病竟然完全好了。大師由此深心信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大師一生自度度人，完全以淨土指歸，正是從此開始。
大師修淨土，愈久愈堅定。聽說紅螺山資福寺是專修淨土道場，大師便於26歲（光緒12年丙戍歲）辭別師父，獨自前往。這年10月入念佛堂念佛，沐浴淨土宗第十二祖徹悟祖師光明雨露，大師的淨業大有長進。第二年正月，大師告假朝禮五臺山後，仍回到資福寺，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事。3年之內，在念佛正行之外，研讀大乘經典，因此深入經藏，妙契佛心，于淨土徑路修行法門，達到理事無礙的境界。30歲（光緒16年庚寅歲），大師到北京龍泉寺為行堂。31歲（光緒17年辛卯歲），大師住于圓廣寺。2年後（光緒19年癸巳歲），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請《大藏經》，檢點、彙集、統計、整理，事務繁多而人手缺乏。大家都以大師辦事精密謹慎，。而向化聞和尚推薦。化老在接觸中，感到大師道行高遠超異，在南歸的時候，特請大師相伴共行，並從此請其住單于法雨寺藏經樓。寺中大眾見大師勵志精修，都深感欽佩，而大師從不自滿自足。
光緒23年丁酉歲夏天，寺中大眾一再堅請大師講經說法，大師再三推辭不掉，便為講了一座《阿彌陀經便蒙鈔》。講完，大師就在珠寶殿側，閉關兩次共6年，從此學理行願倍加精進；出關後，了余和尚與真達師等，特為大師建造一座蓮篷，以為供養，大師與諦閑法師曾先後在此居住。過了不久，大眾仍然迎接大師歸住法雨寺。44歲（光緒30年甲辰歲）那年，因為諦老為溫州頭陀寺請《大藏經》，又請大師一同入京幫辦一切事務。事情結束後，大師仍然南歸，住於法雨寺藏經樓。大師出家30餘年，直到清朝終結，始終收斂鋒芒，隱藏不露，不喜歡與人往來，也不願人知道他的名字，只希望能晝夜持念阿彌陀佛名號，早日證入念佛三昧。
然而宮中擊鼓扣鐘，宮外又怎能不聞；道德厚實、光明四射，終究是不能掩蓋住的。民國元年，大師52歲，高鶴年居士自作主張，將大師的幾篇文章，刊登在《上海佛學叢報》上，署名常慚。當時人們雖然不知道這是誰的著作，而文字般若的光明，已足以引發讀者的善根。到民國6年（大師57歲），徐蔚如居士得到大師的3篇書信，即印刷發行，題名為《印光法師信稿》。民國7年（大師58歲），徐居士搜求到大師的文稿20餘篇，在北京印行，題名為《印光法師文妙》。民國8年（大師59歲），他又搜求到大師的一些文稿，再次印行續編，並與初編合為一書。民國9年、10年，兩年時間內，繼續增集大師的文稿，先後在商務印書館鉛印發行，在揚州藏經院木刻出版。民國11——15年間，不斷增加擴大，又在中華書局印行，題名為《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文章是大道的載體，大師的文鈔流通於海內，也就是大師的道德法雨滂湃於天下。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都是句句見真諦，字字歸淨土，上合佛陀經旨，下逗眾生根機，發揮禪淨的奧妙，抉擇二者的難易，多有發明古代大德所未到之處。
徐蔚如居士為《文鈔》作跋說：「大法的高山被時光夷為平地，這種現象到今天已是最嚴重的了。真沒想到當世尚有具備正知正見，如印光法師這樣的高人。常說要續佛慧命，這就是啊」。又說：「法師的文章，沒有一句無來歷，深入淺山，微妙而契合當代眾生的機宜，確實是末法中的治病良藥。法師可說是善於認識選擇佛法津要，並竭誠奉獻滿腔熱忱，為眾生作依靠。」所以當時徐居士特地帶著《文鈔》，奉陪母親，親身前往普陀，竭誠禮敬大師，懇求攝受，准予母子二人歸依座下。然而大師仍然堅持不許，只是指點他們，往寧波觀宗寺，在諦閑法師座下歸依。民國8年，周孟由兄弟侍奉其庶祖母登山，再三再四地懇求，堅請務必收為弟子。大師觀察時機，依理難以推卻，就為他們各起法名。這是大師為人授歸依的開始，而其緣起實在是因為得《文鈔》的流通。
大師的文章，不僅佛理精通，即使是「格物、致敬、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五倫八德」等，儒家治世的道理，只要與淨業三福不相違背，必定發揮得詳詳細細，而且文詞典雅不凡，所以才出現了洛陽紙貴，人人爭相請讀的局面。由於此書而仰慕大師道德，渴望列入大師門下的善男信女們，也日益增多。有的遠涉大海、近攀高山，請求攝受；有的書來信往，求賜法名。20餘年時間，在大師座下歸依的弟子，實在是難以數計。就是那些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以往生的男女善信，也難以計算出來。可見大師以文字般若攝化眾生，利益世間，真是不可思議啊！
大師雖精通各宗各派佛法，但自行勸人，都是念佛法門。大師的在家弟子，許多都受過高等教育，甚至留學歐美。但大師從不與他們高談佛法哲理，只是一一勸他們專心念佛。這些弟子，聽從大師教誨，都能信受奉行，從沒有人敢於輕視念佛法門而妄生疑義，這都是大師盛德感化的結果。
大師耳提面命，開導弟子，既立根於佛典經論，又出於大師自己親證所得，從不離因果妄談大道，也不說空話大話。對於那些應當說服的人，無論是禪門尊宿，儒家魁首、甚至達官顯貴，在批評呵斥時，大師毫不寬容，從不拐彎抹角。對於那些應當攝受的人，無論是後生小輩、農夫苦力、乃至卑賤僕婦，大師從不拒絕，慈祥包容。以一佛乘平等情懷，普利上中下三根，於自己不存在順適背逆之情，只是以佛陀至理作為依歸。
大師一生最喜歡自己勞作。弘一法師曾親見64歲的大師，一人獨居，事事親自操作，決無侍者等人幫助。直至80歲去世前，大師仍是自已掃地、擦桌子、擦油燈、洗衣服，如此勞作，為人表率。所以每當見到有人懶惰懈怠，大師多半要誡勸。
大師一生最珍惜福報，不敢浪費。衣食住等都極為簡單粗劣，竭力排斥，享用精美。民國13年，弘一法師到普陀山，與大師同室而居，整整7天，足不出戶，從而有機會體察大師的生活行為。大師每天早晨食粥一碗，不吃菜。大師自己說，這樣的習慣已30多年了。飯後，以舌砥碗，舐淨後再用開水沖入，洗蕩餘汁，並以之嗽口、咽下。怕的是輕棄、浪費了殘餘飯粒。午飯時，大師是飯一碗、大眾菜一碗。飯菜都吃乾淨，再以舌砥碗，並沖水喝下，與早飯一樣。大師要求自己是這樣，勸人也十分嚴厲。凡見人飯後有剩餘飯粒的，必定要大加呵斥：「你有多大福報，敢如此糟蹋。」有一次，一位客人將剛沏了不久的冷茶倒入痰桶，同樣遭到大師的呵誡。
大師時時思念如今天當末法，世俗風氣越來越下降，如果不提倡因果報應，就沒有辦法挽回頹喪的世風，矯正人心。人根這樣陋劣，善報這樣淺薄，假使不實行信願念佛法門，絕對不能了生死、出輪回。所以不論貴者、賤者、賢者、愚者，也不論男女老幼，凡有請求法益的，大師必定以「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實事實理，諄諄啟發，使人覺悟，從而立定為人處世的根基。接著，大師又以「真為生死、發菩薩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變一平坦寬廣大道，教誨人們切實奉行，從而踏上超凡入聖的快速能到的路徑。
大師儘管深通禪宗與教理，但從不談深奧玄妙的禪機。凡勸人的，都是一聽就懂、又能夠實際修行的道理。凡聽到大師勸化的，全都是當下受益。這也正是蓮池大師評價辯融老人，「此老令人尊敬的地方正在此處啊。」因為大師平實無奇，言行一致，怎樣說就怎樣做，所以天下真修行人，都樂於親近大師，以致于叩關問道的人，多得數不過來。而大師從來都是以法為重、以道為尊；名聞利養等等，從不掛心。民國11年（大師62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尹黃涵之，匯總大師道行，呈請當時大總統徐世昌，題制「悟徹圓明」匾額，齎送於普陀，香華供養，成為一時的盛事。出家在家弟子都為大師高興，而大師卻置若罔聞。有人稽首請問，大師說：「空中樓閣，而自己實在是無此福德，慚愧尚且來不及，又有什麼值得榮耀的。」這在當今競相浮誇的年月，像大師這樣淡泊名利，真是足以力挽狂瀾、作中流砥柱，無論修道人還是世俗人，都能從大師身上受益良多。
大師對待自己非常節儉，對待別人非常優厚。凡是善男信女供養的錢財，大師全部替他們廣種福田，用於印行流通善書經典，或是救濟饑貧。只是權衡輕重緩急，認真計畫，妥善支出。如民國15年（大師66歲），長安被困。解圍以後，大師立即從印《文鈔》之款，急撥3000銀元，托人速速匯去以賑濟饑貧。凡聽到哪個地方遭災告急，大師必定盡力提倡捐助，期望得到救援。民國24年（大師75歲），陝西大旱，在得到王幼農居士書信告急之後，大師立即取出存摺，讓人速速匯去銀元1000元。匯款以後，大師讓德森師查賬，僅剩下100多元了。而此時報國寺所有開支，全賴大師維持，大師卻毫不在意。民國25年（大師76歲），大師應上海護國息滅法會請求說法時，聽說綏遠災情嚴重，即在法會上對眾人表明，以這次法會共計1000餘人歸依、求戒等敬資，合計2900銀元，盡數捐去。此外，大師又從準備印書的款項中，出資1000元，以為捐助首倡。等到從法會回來，眾人在蘇州車站上迎接大師，準備請大師上靈岩觀景。而大師卻急急忙忙先回報國寺，辦理完匯款事宜，才與大師結伴登山。大師宣導眾生，對於救濟災難，就像是自己受饑、自己溺水一樣地關心，很多事例大多與此相類似。
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大師參加，並制定寺規。繼而又由任心白居士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綗倒數第十一行，之、黃涵之等諸位大德居士，住這裏開辦佛教慈幼院，全都是仰仗大師的德望，令人相信仰慕，而得以成就。對於慈幼院教養貧家子弟，大師更是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大師勸募及大師自己捐助的，為數巨大。就是上海佛教會所辦的慈幼院，大師也盡力贊助。至於法施事宜，大師從一開始印送《安士全書》以來，以及創辦弘化社20多年所印各種善書經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也在百萬餘幀，法化的弘大，同樣好比滂湃的大水，普澤中外。
綜觀大師的一言一行，無非是代佛宣化，以期能夠挽救世道人心，從而使賢才輩出，福佑國家，利益人民。而大師對待自己，飲食不過為了充饑，從不求美食。穿衣不過為了禦寒，從來是厭棄華麗。凡是供養大師珍美的衣服、飲食，不是推卻不受，就是轉施他人。但若是供養大師普通物品的，總是交到庫房，讓大眾共同享用。這雖是小事，也足以作為末世佛子令人自豪的模範。
大師維護法門，功德難以思議。其中最重要的，如那次歐洲戰爭時，政府有個移德國僑民進駐普陀的擬議，大師恐怕有礙于大眾清修，特地致函陳錫周居士，轉托政界要人疏通，這件事方才作罷。民國11年（大師62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人，呈文省政府批准，借寺廟作學校。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急忙寄信給大師，請求挽回。大師即致函王幼農、魏梅蓀二位居士設法，並讓妙蓮和尚上下奔走，最終得到當局的明令保護。民國16年（大師67歲），政權變更，寺院財產處於毫無保障的狀態，所潛伏的大禍幾乎是滅教，而普陀又首當其衝。全靠大師捨命力爭，方才得以苟延殘喘。等到某君主持內政，又好幾次提出以廟產辦學校的擬議，以致於舉國上下出家在家信眾，全都驚慌失措。幸虧大師與諦閑老法師，在上海集結熱心護法的諸位居士計議，先疏通主持內政的某君，又派代表請願，廟產辦學的擬議才沒有實行。等到某君退位前，又頒佈「驅僧奪產」的《條例》，想要逐步剝奪廟產，以達到滅除佛教的目的。幸虧《條例》剛一公佈，某君就禦任了。繼任趙次隴部長接印後，大師特地致函，請他設法，從此也就不了了之了。之後，大師又囑咐焦易堂居士等人相互支持、極力斡旋，方才將《條例》修正，使僧侶們暫時得以安居。民國23年，安微阜陽古刹資福寺，寺裏有唐朝大將尉遲恭敬造的三尊佛像，而寺院卻被學校佔據。山西五臺山碧山寺的廣濟茅篷也橫遭厄運。這兩件事都已告到法院，而當道執法之人，卻偏聽一面之辭，使這兩座寺院幾近於毀滅。兩處各得到大師的一封書函，審判結果忽然轉變。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的基礎。資福寺也因此保全，並日見興旺。
民國24年（大師75歲），在全國教育會議上，有位廳長提議，用全國的寺產作為教育基金，將全國的寺廟改為學校。決議通過後，報呈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刊披露這一消息後，群情震驚。當時全國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位法師，關、黃、屈等諸位居士，一同來到報國寺請示大師。大師以衛護佛教相勉勵，並開示挽回的辦法。返回上海後，大家就按照大師的指點，集眾開會，推舉代表，入京請願。仰仗大師慈悲智慧的光照，佛教之難得以解除。江西的廟產，自民國22——25年4年之內，發生如此大的風波3次，幾乎到了滅盡無餘的邊緣，雖是因為德森師多年力竭聲嘶地呼籲，也因為中國佛教會的多次設法，最終還是得到了大師慈悲的光明加被，感動諸位大護法，群起營救，每次都達到了美滿的結果，仍然予以保全。這是大師護教的幾件大事，其他數不起來的小事，或者是一封信，或者是幾句話，就得以消除災難，解除禍胎，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真是不勝枚舉。不是大師崇高廣大的道德，上感龍天護衛，下得眾生信服，又怎能如此。
大師的無緣慈悲度化，也普及獄中及異類生靈。民國十一、二年，定海縣陶知事，請大師推薦講師，到獄中宣講佛法。大師推薦智德法師，並囑咐他宣講《安士全書》等，有關於因果報應和往生淨土的重要內容，使許多獄囚受到感化。後來上海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成立江蘇監獄感化會，特聘大師為名譽會長，其中講師鄧朴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名）、喬恂如等居士，都是大師的入門弟子，講演要點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等，也都是大師所開示。聽講之後，獄官、囚犯從此改過自新，一心向善，歸依淨土，吃素念佛的，就有很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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