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紅崖天書…傳說也是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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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恩则认为，建文帝在皇叔朱棣篡位之后，便在亲信随从的保护下，隐匿到了贵州的山谷之间。在躲避了数月后，建文帝很想号召臣民支持他东山再起，推翻朱棣，但苦于自己的身单力孤，加上朱棣的爪牙众多，难于应付，便想出了这么一个讨伐朱棣的檄文，让随从以金文的变体加上篆体、隶书、象形文字、草书以及图画的形义综合成一种“杂体”，然后用皇帝诏书的形式写于红崖之上。
林国恩把“天书”直译为：
燕反之心，迫朕(皇龙)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残酷杀害(段、殴、牢、杀子民)，致尸横、死亡、白骨累累，罄竹难书。使大明日月无光，变成囚杀地狱。须降伏燕魔做阶下囚(斩首消灭)。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允(火+文)(御制)。
北京师范大学明史专家、博士生导师顾诚教授介绍，建文帝下落现在仍是一桩谜案，他是否逃到了贵州，仅靠对红崖天书的猜测还不足以证实。依据红崖天书来断定建文帝的下落纯属个人猜测，在史学上价值不大。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历史学界长期流行两种说法：一是建文帝在宫中自焚而死，一是建文帝流落海外。
刘乐一称自己在研究红岩天书的过程中，他在安顺境内高峰山寺找到了建文帝在那里出家的证据，寺院里有一个藏身洞，洞里刻有一段铭文：“秀峰肇建文迹，尘知空般若门。”刘乐一说，秀峰是当时高峰山寺的住持，“肇”即“创建”的意思，“建文迹”与后半句连起来，指建文帝出家的地方。寺院里有一幅“大明皇帝建文帝遗像”，画面上，建文帝已是垂暮之年，以僧人面貌出现，高坐在靠椅抚琴，系工笔写真。这幅遗像成了建文帝在此修行的铁证。高峰寺对面的石崖上，有 “西来面壁”的石刻，据当地传说是建文帝所书。
红崖天书是不是汉字系统
刘乐一说：“1992年去贵州安顺看到了‘红崖天书’，当时石崖上只剩下四个半字形。看上去像水牛血写上去的。”
根据明清及民国时期的文献记载，自有人发现了红崖天书之后，当地及贵州的许多官员和文人全都纷纷对天书进行拓印，或进行考证，或收藏悬于堂中，或作为送礼之物，这样，使得红崖天书在多年的传承沿袭当中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或附庸风雅的器物。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永宁州团首罗光堂为了晋级想要拓印一大批红崖天书，好送给顶头上司，便命令工匠用桐油拌石灰涂凸字面，使字变成阳文进行拓印，之后又命令工匠用锤钻将桐油石灰铲平，让人参照还残留的某些笔划，随意乱刻上一些似文似图的字。红崖天书的本来面目给彻底破坏了。此后，许许多多的官员和文人便依照着自己的想法和猜测，模拟出了各种各样的红崖天书。
刘乐一认为红崖天书运用了钟鼎文等篆隶书体，采取了添加、省减、移化、图释四种方法将字形肢解。林国恩认为天书亦文亦画，不能单纯地理解成文字或者图画。他描述道：“观其文，它是道圣旨，从右至左直排成一篇《伐燕诏檄》。察其图，自左向右看，它是一幅御驾亲征图。”
而顾诚教授认为，红崖天书是一种古怪的文字，应该不属于汉字系统，可能与少数民族文字有关。古代的云贵、广西多称南蛮之地，当地的文化、文字与汉民族不是一个系统，而且当地壁画较多，所以把天书和壁画联系起来也似乎合情合理。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专家、博士生导师董晓萍认为，红崖天书可能与壁画有一定的关系。四川凉山、内蒙古的一些地方都有一些壁画。壁画的内容是用来祭祀、描写当时人的生活及其与自然的斗争。所谓的“天书”是神仙、超人力量制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种神授的感觉。所以，用“天书”来形容红崖上的符号并不是很恰当的。
那么，红崖天书究竟是属于汉字系统还是少数民族的壁画或是文字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碑刻专家赵超先生说：“对于红岩天书，学术界目前没有统一的看法。我只见过‘红崖天书’的摹本。摹本的内容趋向符号化。目前关于‘红崖天书’没有详细的古文字资料，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现在的研究只能处于猜测阶段。可以说，哪一种说法都能说，但哪一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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