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舊社會黑幫往事：上海青幫三大亨明爭暗鬥
黑幫往事
轟轟烈烈的重慶打黑行動表明，作為人類社會存在久遠的一種痼疾，黑社會從未真正離我們遠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相信我們的制度對黑社會有天然的免疫能力，以至於「中國是否有黑社會」一度成為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然而，當700多名黑幫分子被押上重慶的審判台時，我們似乎能逐漸窺探到一個隱秘江湖的部分真相。
聯合國的定義是，有組織犯罪即為黑社會犯罪。中國現代意義上的黑社會，是近兩三百年內形成的。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洪門(也稱洪幫、三合會，口號是反清復明)、青幫(也稱清幫、漕幫，帶有白蓮教色彩，控制著大運河糧食運輸)和哥老會(也稱紅幫，由私鹽販子和四川一代縴夫水手借鑒洪門規則組成，首領稱為袍哥)基本都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
他們成立的初衷都是為了保護自己，反抗不公平的待遇，成龍電影《新宿事件》中有一句話可以很好的解釋黑社會的成長路徑：一幫人因為被欺壓，或是為了某些需求眾集起來，建立勢力之後，勢力開始轉變為權力。
晚清民國，中國的幫會勢力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幫會依附於各種政治力量，甚至與國家政府「聯姻」，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參與到國家政治生活中來，，一方面與國家政府分享權力，一方面在政府不能滿足其慾望與要求時幹著顛覆政府的勾當。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早期工人運動中，也曾對幫派勢力進行教育、改造，以使其為我所用。安源路礦大罷工時，紅幫老頭子點頭答應幫忙，果然秩序井然，沒有出一點事」。
黑社會往往會依附與某個政治組織，但很少會提出自己獨立的政治主張。他們深知和政府分享權力的重要性，同時也清楚這種權力的邊界在哪裡。
黑色江湖是文學影視所喜歡的題材，他們有一套自己奉行的規則。德國學者施奈德在他的《犯罪學》上解釋這一現象：黑社會組織由於具有複雜而嚴密的系統和行為準則，組織內部等級森嚴，重要成員基本固定，從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化規範和價值觀念，表現出最為濃烈的犯罪亞文化色彩。
受這種亞文化的影響，很多人對黑社會感情複雜，從教父考利昂到中國的小馬哥，大量的黑道英雄形象深入人心。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這種現象歸結為道德標準的缺失，因為，從黑社會誕生的那天起，黑道文化就某種程度上迎合了人們內心的某種需求。
上海青幫的三位大亨
幫會原本只是個社交的圈子。青幫成為黑社會是病態社會的產物，當這個社會的主體生病、政府不能維持公平公正時，人們就把幫會當成一種保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本刊記者/楊東曉
民國時，三鑫公司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最大的鴉片集散地，它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職、各有「專長」，有過長達10多年的順利合作。法租界裡黑白通吃的黃金榮、軍界上下通透的張嘯林和精明的幫會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三人組合後，這個警匪合一、集黃賭毒一身的黑社會就騰達於上海灘了。
1920年的上海灘
1918年三鑫公司在上海灘公館馬路(今金陵東路)上的惟祥裡掛牌成立，51歲的黃金榮是這個公司的核心。從1892年開始，他在法租界已經混了20多年，從余姚到上海當學徒，法國人以華治華時，他進了法租界的巡捕房，開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這個黑白通吃的包打聽，已經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裡，擁有了一個龐大的幫會集團，這位青幫幫主光門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僅是黑社會的保護傘，本身就操控著龐大的黑社會。幾年後，黃金榮的門下又多了一個門生，在上海開辦證券物品交易所「恆泰號」失利的蔣志清(蔣介石當時的學名)為了自保，拜到了黃金榮的門下，全憑黃的幾句話，減免了所有債務。1922年6月，蔣志清登永豐艦救護陳炯明炮火下的孫中山，他與孫中山的淵緣從彼時開始，最終當上國民黨總裁和中華民國總統。
張嘯林這一年41歲，是蔣中正的同鄉，出生於小康人家，從小好逸惡勞，進過工廠上過學堂，但是除了打架一項外，其他均無長進，全憑混黑道出人頭地。從慈溪到杭州當過幾年地痞，後來總算在杭州上了武備學堂，還是不爭氣。但是這段武備學堂的經歷，使他結識了一幫後來的北閥軍人，為他移居上海後的「事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一年開始，在上海灘上地位日重的，還有一位比張嘯林小9歲、比黃金榮小19歲的男子，叫杜月生。30歲的杜月生頭腦比黃張二人都要靈活，他的人生哲學中有「三碗麵」：情面、場面和體面。三十出頭的杜月生，是上海浦東人，為人活絡，仗義疏財，人氣極旺。從他改名之舉，即可看出他的交結之廣，國學大師章太炎引《周禮太司樂疏》中的「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勸其改名為杜鏞，號月笙。從此，他便以杜月笙行世。
最大的販毒集團
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運動因為袁世凱的死去而戛然而止，從此毒品再度氾濫，這也成為黃杜等人張羅販毒公司大發展的起點。利用黃金榮在界租保護傘勢力說服「大土行」(毒品公司)移師法租界，以便像保險公司那樣收取「保護費」。
三鑫公司有了黃金榮在法租界的黑白勢力，提運鴉片就像做正當生意一樣自如。當時公司氣勢之大，從一些老上海人的習慣用語中可以聽出來——他們稱三鑫公司為「大公司」，不是區別於「小公司」，而是區別於當時上海灘上任何其他公司。
三鑫公司游刃有餘到何種程度，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蘇智良教授曾經考證，中國第一家西文報紙《字林西報》上刊過這樣一段文字：「現有一鴉片販運機關，其活動規模，比過去五六年來當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動都要廣泛」，其一年的利潤相當於北京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黃金榮能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幫他押運鴉片，為了安全，還能動用警車為自己鴉片倉儲進行巡邏。三鑫公司的鴉片無論從吳淞口進港還是從十六鋪碼頭到岸，都不會被檢查，而是直送到法租界保存起來，押運車輛途經哪裡，哪裡就會一片漆黑，所有電源都被控制。
黃金榮在巡捕房當探長，諸多事情不便親自出面，但他對上能使總巡法國人費沃禮對「三鑫」網開一面。對下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張嘯林的所長。他讓頭腦靈活的杜月笙當經理，張嘯林又在杜的手下，當過副經理。張嘯林這位浙江武備學堂第四期的肄業生，在杭州上學時結交了不少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室張載陽，後來成了浙江省省長。據蘇智良教授考證，江浙及上海一帶的軍閥、警察中還有一些北洋時期的軍閥是張嘯林的朋友。對張嘯林的生意常有「關照」的有松滬護軍使何豐林、淞滬警察廳主任秘書劉春圃、鎮守使署秘書長江干廷、緝私營統領俞葉封等等。這些人的能量不僅是幫他對付鴉片運輸途中的各地流氓，更主要的是為他打開毒品的江浙通道。
每到逢年過節，一份長長的賄賂名單都會照顧到方方面面關照過三鑫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國總領事，也有從天津跑到上海來闖碼頭的袁克文，袁克文在黃賭毒各項中與三鑫無爭，但他的父親是袁世凱大總統。
三大亨的暗爭與內訌
三鑫公司成立後，黃張杜三人有過長達10年的蜜月期。作為黃金榮的左右手，杜張二人曾經情若兄弟，當然他們也真的結拜過兄弟。張嘯林和杜月笙二人曾把房子都建在一起，華格臬路(今寧海西路)上，兩家院子之間專門開了個邊門，便於相互來往。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善還認張嘯林做「乾爹」。
杜月笙會賺錢也很會花錢，他依靠與國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的關係，得到了內部消息買公債發了大財，1930年代以後，杜月笙的勢力開始超過黃金榮。看到杜月笙發橫財，張嘯林也通過杜的關係買過一些公債並賺到大錢，但張嘯林在心底畢竟還是不服氣，因為他是個不會滿足的人。
與黃杜不同的是，因為和北洋政府有過聯繫，張嘯林與國民政府關係不睦，這就使他在想當官想瘋了的時候，投靠了日偽當局；再者張也不像黃杜二人，在文化上有著民族認同。這倒不是說黃杜精忠報國，但黃金榮和杜月笙嚴格恪守青幫幫規，抗戰時也主張「輔助抗戰建國」，加上他們平時都愛好聽評話、評彈、京戲，對中國傳統文化還是比較瞭解的，也因此具有民族認同感。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郭緒印評論張嘯林時說：這個人的特點就是，有奶便是娘。
1937年10月，日本步步進逼之時，蔣介石給杜月笙發過電報，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敵。黃金榮這一年70歲，不想千里迢迢地南下，他保證不再出頭露面，杜奉了蔣命11月即避至香港，與戴笠合作，鋤奸抗日，諾大個上海灘這下子就留給了張嘯林。張嘯林的門徒們組織了「新亞和平促進會」，倒賣糧棉軍火和藥品資敵，大發國難財。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籌建偽浙江省政府，躊躇滿志地欲出任偽省長。軍統方面一刻也沒有放棄除奸，幾次未能得手。
據蘇智良介紹，雖然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但最終除掉張嘯林，杜月笙是參與其事的。8月11日，張嘯林從汪精衛偽政權和日本特務機關手裡捧回了「浙江省省長」的委任狀，但他的死期還有三天就要到了。
1940年8月15日，上海報童又有了一個可以大聲叫賣並被一搶而空的理由，《申報》上刊出了「昨華格臬路血案，張嘯林遭槍殺」的標題。這一次戴笠除奸成功了。
黃杜二人沒有變節
抗日戰爭中，黃金榮和杜月笙沒有變節。
黃金榮畢竟有門生蔣中正的關係，加上他早年對孫中山的資助，所以他在國民政府一向有靠山。儘管日軍軍官三天兩頭拜訪，軟硬兼施，他還是沒有落水。
他一生中幾次歷史轉折都過渡平穩，到頭來還算是得到了善終。晚年的黃金榮還是對國民政府絕望了，他開始與共產黨方面的人也有接觸，楊虎、潘漢年是他常交往的人。不過黃金榮年事已高，總體上取保守態度。
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戰，杜月笙都積極捐款捐物，出過不少力。抗戰時期為了阻擋日本軍艦駛入黃浦江，國民政府命令軍隊把破舊軍艦自沉吳淞口，但當時軍艦很有限，於是就動員航運公司支援一些，杜月笙當時已涉足工商業界，帶頭自沉了不少船隻。杜氏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衛戰中捐助國民黨軍隊，也給八路軍捐過不少錢款，還捐了1500套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交給潘漢年。要說他當時有多瞭解共產黨八路軍，或者對八路軍有多少好感也未必，在堅持民族大義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個朋友多條路」。
杜月笙：一個很文化的流氓
但是杜月笙與黃張二人畢竟是不同的，上海灘當年流傳著黃金榮太愛財、張嘯林很能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
杜月笙的會做人，也因為他太過窮苦的出身。他4歲就成了孤兒，這種出身使他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使盡渾身解數，努力處理好所有關係。
對上，他與孔宋兩傢俬交密切，對下，徒眾們也說不出他一個「不」字。幫裡兄弟見面就向他要錢，他也不發脾氣。過個年要花掉數百萬兩銀子，結交自史量才(申報主編)、黃炎培到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了這種處事哲學。袍哥首領川軍范紹增到上海時與舞女黃自瑛產生了戀情，被細心的杜月笙看在眼裡。范回川後，杜出錢贖出了黃美女，飛機送到重慶，當年此舉被稱為「千里蝴蝶飛，萬金贈美人」。
范對杜的報答則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內的毒品製造和走私業。這種「能」掙「會」花的本事，也不是黃張二人能學會的。況且凡此種種「仗義疏財」的行為，也為杜月笙贏得了「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的好名聲。
杜氏不僅名聲好，而且也開始向文明世界看齊，他幫裡的門徒不許短打扮，斜叼煙。他本人率先垂范，當時也沒有空調，上海溽熱的夏天，他還穿長衫扣子緊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很文質彬彬，戒掉了幫會頭子戴大鑽石的習慣，開始向中產階級的做派靠攏。當時上海的黃包車伕、短衫階層，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號。
蘇智良說，杜的為人是比較藝術型的，也的確像小說電影中表現的那樣，他靠散財建立自己的網絡。在解釋杜月笙具有進取心時，蘇智良說：「1927年後，杜月笙開始從事工商業。並成為資產階級的領袖人物，這與保守的黃金榮是不同的。」
杜月笙逃去香港
杜月笙和黃金榮都與國民政府和中共地下黨有過來往。不同的是，黃金榮與政治稍遠一些，而杜月笙與政治更近一步。這也導致他們在1949年，一個留守上海，一個遠走香港。
杜月笙最早與中共後來的領導人發生間接關係是通過章士釗，1920年代初，共產黨還沒成立，一部分進步青年要到歐洲去探求真理，毛澤東找章士釗借錢，章就找到杜來借錢並說明了來意。而杜出於多個朋友多條路的考慮，就借出了這筆錢。
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觸到陳獨秀和上海工運領袖汪壽華。在籌備工人暴動期間，他與汪壽華接觸過8次。他還曾經問過汪壽華，如果跟了共產黨，是不是還能讓他繼續販鴉片？但出於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4月11日，蔣介石決意屠殺共產黨時，杜月笙在蔣的授意下，把汪壽華騙了出來，打手們一擁而上，把前來談判的汪壽華殺害了。從這個血腥的清晨開始，杜月笙開始執行蔣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殺令。
22年過去，現在是中國共產黨把蔣介石趕走了，杜月笙開始害怕起來，他怕中共與他算賬，所以儘管他與負責上海地下黨工作的潘漢年素有來往，也向八路軍捐過款，但還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離開上海時，對共產黨保證過，不與中共作對。事實上，他也要求能夠自由來往於滬港之間的弟子們，與新政府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態度。
蔣介石也派人勸他去台灣，他自己也想過要到法國養老，其實他此時並不老，才61歲，但是由於顛簸與驚恐，真的害起病來，他只得選擇留在香港觀望。不赴台，也有他的道理，他的晚年，曾批評過蔣介石在國內的大肆斂財和發金圓券——他本人作為資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評蔣介石政府還不如租界當局。在香港期間，杜月笙對中共採取合作態度，在把香港中國銀行收歸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購買了新中國的公債，幫新中國從香港轉運物資。
在杜月笙遠走香港後，兩個直接參與殺害汪壽華的兇手馬祥生、葉焯山被人民政權正法，這件事把61歲的杜月笙驚得不輕，還為此加重了病情，並從此不治。
黃金榮的掃街生涯
82歲的黃金榮沒有離開上海，這與他認識楊虎和潘漢年有關，更與中共對於幫會的政策有關。對於黃杜這樣有影響力的人物，劉少奇的看法是「觀察一個時期再說」，周恩來認為要「努力使上海不亂」。上海不亂對穩定全國大局和恢復經濟至關重要。
黃金榮交出幫會名單後，也保證過聽新政府的話，而上海市市長陳毅也兌現了承諾，對他不抓不殺。政府官員還召見過黃金榮，要求他寫份悔過書，向人民交代和認罪。1951年，5月20日《黃金榮自白書》在上海著名的兩份報紙《新聞報》和《文匯報》登出後，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們振臂高呼要懲治他，但是在政府的保護下，他還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樂，當然，他也曾象徵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門前掃大街，這裡曾是他親手經營的燈紅酒綠之地。
黃金榮掃大街只是象徵性地改造一下，他畢竟已是84歲的人了，考慮到國際影響，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不會把他怎麼樣，但是這件事使遠在香港的杜氏又驚又喜。驚的是黃金榮也有了這一天，喜的是自己跑遠些還是對的。
掃大街很快就結束了。1953年，黃金榮離開人世時，已經86歲。而杜月笙已早於他兩年，也就是他掃大街那年，在香港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