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學成，1949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當知青期間，認識並師從於著名禪師、一代武術家海燈法師（虛雲禪師所傳之溈仰宗法脈傳人）。經海燈法師舉薦，往參本光法師。本光法師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出家後曾為太虛大師侍者，並在漢藏教理院、金陵大學擔任教職，於儒、釋、道三家均有深湛的造詣，尤精於易學、華嚴、唯識與禪宗。先生於本光法師處殷勤參叩數年，遍覽經教，深入禪觀，涵蘊漸深，得其真傳，從此意氣風發，自在出入於儒學之正大、佛學之精微和道學之幽玄間。
文革後期，先生以“現行反革命”之莫須有的罪名，含冤入獄，並於康定新都橋監獄服刑八年。在雪域高原服刑期間，先生雖備受艱辛，歷盡磨難，九死一生，然矢志不改初衷，借逆境而修心，於苦難中煉禪；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難行；以苦海為道場，轉大火聚為清涼門。經過此番艱苦歷煉，先生獲得了彌足珍貴的內證經驗，為日後精思中外古今之變，咀嚼諸方百家之言，逐漸形成個人特有的氣象與見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3年，先生平反後復歸成都，繼續就學於蜀中禪門大德賈題韜居士、楊光岱居士、李緒恢居士等，並在樂至報國寺極具傳奇色彩的禪門尊宿離欲上人處全力參叩，得其心髓，使向來所修所證，漸趨圓融。在此期間，先生參與了《四川省佛教志》的編修工作，以先生為主，與趙立明、杜大威等共同編著了《巴蜀禪燈錄》。 《巴蜀禪燈錄》繼清代丈雪通醉禪師所編之《錦江禪燈》，成為禪宗史上又一部恢宏的地方禪師言行錄。此書重新梳理和充實了巴蜀禪宗的歷史源流，彌補了《錦江禪燈》的局限和偏見，尤其補充了宋元之間向日本國傳播禪學、使日本禪文化繼唐朝之後再次達到高潮的禪門領袖無準師範、蘭溪道隆等傑出人物的行狀語錄，釐清了巴蜀禪學與日本禪文化之間的承繼關係，使該書有“青勝於蘭”之譽，成為目前中國禪學典籍中惟一一部最全面、最豐富、最成系統的地方性禪宗史料長編。其中，由先生執筆的長篇導言《四川禪宗史概述》，為公認的“有質量、有見地的學術之作”（龍晦教授語，見賈題韜所作之《巴蜀禪燈錄》序言），對源遠流長且浩繁駁雜的巴蜀禪宗歷史，起到一目了然、提綱挈領的作用。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先生先後受遍能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及淨慧大和尚之請，往來於四川、廣東、河北三省佛學院，為廣大僧尼講授《中國佛教史》及禪宗典籍。在教學期間，為了救世救心，先生筆耕不綴，先後以其深厚的學養，結合現實人心問題，寫出了《環境憂思錄》、《生活中的大圓滿法》、《棒喝截流》、《心靈鎖鑰》、《明月藏鷺——千首禪詩品析》等10餘部著作，從宏大的佛教思想文化體係到具體的個人禪修見地功行，無不娓娓道來，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2000年以後，先生更以《雲門宗史話》和《趙州禪師語錄壁觀》這兩部巨著的問世，體現出其獨步於禪海之識見。 《雲門宗史話》為一部浩瀚詳盡的禪宗專宗之史，除一般宗史通常的史料梳理和評述之外，本書更從筆法到內容，把雲門祖師“涵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之三句綱宗發揮得淋漓盡致，使之不僅僅成為一部優秀的禪宗學術著作，更成為一把使禪修學人籍教悟宗、透關入局的難得的鑰匙。同時，該書歷陳雲門宗在北宋迅速勃興為全國第一大佛教宗派，而到南宋又迅速衰落、乃至絕傳的因果得失，其分析之詳透，見地之灼然，讀後不禁使人心為之怦慟。該書更重要的現實意義，則是通過對雲門宗興衰得失的分析，給目前中國佛教所面臨的複雜境況敲響了一記警鐘。佛教界人士若能夠以史為鑑，則可從該書中得到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趙州禪師語錄壁觀》與前者迥異，是一部《碧巖錄》式的“繞道說禪”之書。先生通過對趙州禪師五百餘條語錄的評唱解說，對趙州禪法之神髓妙意和盤托出，可謂是妙手拈花，稱性極談。這部書得到了佛教界的高度評價，為當代云門宗碩德佛源老和尚所激賞，稱此書是先生最好的一部著作，也是近年來有關禪宗著述中最好的一部。更有學者評價說，《趙州禪師語錄壁觀》的出版，是禪宗史上和趙州禪師研究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對趙州叢諗老和尚語錄的整理和闡揚。
在雲門寺參訪和教學期間，先生淵博的學識和精深的禪宗見地功行，深得全寺僧眾的稱讚，更為佛源老和尚所推重，被譽為“當代維摩居士”，並親書“學佛超然人我外，成名不住有無中”一聯，以贈先生。其後，先生以其“深厚的修養，卓越的禪宗功底”（佛源和尚語，見《雲門宗史話》序言一），得蒙佛源老和尚印可，成為自云門偃祖開宗以來的第十四代云門宗法脈傳承人、自虛雲老和尚續興雲門宗以來的第三代法脈傳承人，且是居士中唯一的得法傳人。
近年來，先生有感於國學之凋敝，世風道德之日下，於2003年創辦儒商書院，開始面向社會傳播傳統文化。 2004年初，先生創辦了全國首家以弘揚國學為已任的私人書院——龍江書院，從此開始系統講授傳統文化經典。兩年多以來，先生陸續開講了《通書》、《菜根譚》、《大學》、《中庸》、《易經》、《老子》、《六祖壇經》、《莊子》等課程；2006年初，先生更是面向社會，逐條宣講《論語》，從頭到尾，已歷時九個月，預計10月內將全部結束，為國內所僅有。
自書院開辦以來，四方前來從學者日眾，受到了國內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影響極大，開當今民間人士致力於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教育之一代風氣。
走近《論語》之一 華夏文化的永恆豐碑（代前言）
2006年2月-2006年9月於成都毓秀苑
從今天開始，我們大家一起來學習《論語》這部傳世經典。
在開講《論語》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孔夫子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中華民族之所以有著悠久的民族文化，兩千多年來歷史文化的變遷之所以始終有著一面旗幟，有一個脊梁指導著中華民族發展的路程，都是因為中國歷史上有這位在宋代以來被尊為至聖先師的孔夫子。但在近現代，特別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後，孔夫子受到冷落，這也是歷史的必然，在歷史進程中有些迴旋也是很正常的。當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面對西方列強一度失去自信心的時候，就把中華民族失落的責任推給了孔夫子。而如今，通過一百年的變遷，我們的國家初步繁榮強盛起來了，現在再回過頭來反省這一百年的歷程，我們在東西方文化交彙的過程中，再一次感到了自己文化的力量。這幾年來，隨著國學的興起，隨著國家和社會對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視，對孔子的評價也逐步走向了正軌。雖然有一些爭論，但畢竟有了比較公允的、客觀的評價。
我對孔夫子有我自己的看法。孔夫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歲。孔夫子對我們中華民族文化遺產和政治遺產的貢獻是非常豐厚的。我們的民族之所以稱為中華民族，如果沒有孔夫子，其命名可能還要打個問號。孔夫子的功勞，我歸納了一下，有四點：第一、是確立了中華民族的道統和法統，如果沒有這個道統和法統，那麼我們的民族思想就沒有根，就沒有魂。這個根和魂用《中庸》裡的兩句話來說就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孔夫子的政治理念，是源於堯舜文武這些古聖先賢的。大家知道，堯舜距我們現在已有四千多年了，正是因為孔夫子在總結六經時，從《尚書》的堯典、舜典開始，把歷史先聖先賢優秀的文化政治理念加以積澱，加以總結，加以確立，才使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能上溯到堯舜時代。當然在堯舜之前，還有黃帝、神農氏、伏羲氏這些遠古帝王，雖然在黃老學說裡，在遠古神話中可以捕捉到這些先祖的影子，但都沒有文字可考了。所以，孔子所確立的中華民族的道統和法統是非常重要的，它讓我們自覺於其他的民族，區別於其他的文化，使中華民族有一種自我認同感，有一種向心力，有一種凝聚力。這種凝聚力，這種向心力，如果沒有孔夫子，誰也做不到。
第二、是對三代文獻的整理。大家都知道“四書五經”，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以前還有一部《樂經》，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已經失傳了。以《詩經》為例，它是孔夫子對周朝初年到春秋中期這麼五百年詩歌的整理匯集，它包括了黃河流域週、魯、魏、鄭、衛、齊等很多國家的詩歌，並通過風、雅、頌的形式，把民歌和廟堂的樂章編輯起來。如果沒有孔夫子的編訂，那麼我們現在要想看到上古時期周朝的詩歌，是做夢也辦不到的。正是有了孔夫子的整理，和傳授，《詩經》才一代代傳承了下來。
還有大家感興趣的《易經》。 《易經》傳說是伏羲造八卦，又由周文王演為八八六十四卦。但如果沒有孔夫子做《十翼》的“傳”和“文言”、“繫辭”等加以闡釋，那後人誰也讀不懂《易經》，都不明白那相互纏繞的六道橫線到底是在說什麼？孔夫子傳易，是對先秦精要哲學思辨的一個總結。學術界公認的中華民族理性化思辨思想的骨幹，不外乎兩個，一個是《易經》、一個是《道德經》。當然，若這兩部經典融為一體，一言以蔽之，就是陰陽五行。
還有一本重要的書就是《尚書》，因為只有通過《尚書》，我們才能了解從堯舜到夏禹，以及夏商周時期一些聖王的教化和當時社會的情景。四千多年以前的堯舜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麼模樣？我們從地下的出土文物中能看出什麼？那些出土的瓶瓶罐罐又能說明多少問題？我們通過《尚書》的“堯典”、“舜典”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化狀態，可以看到當時中國的政治疆域乃至地理疆域，也可以從中看到透露出來的當時的科學信息。 “堯典”、“舜典”所涉及的面是很廣的，天文、地理、氣候、風土等等都包含在裡面了，而且越到後來就越詳細。這些重要文獻，如果不是有孔夫子對《尚書》的收集和整理，並通過他的弟子傳承下來，那麼我們對周以前的歷史就陷入黑暗之中。儘管現在的考古學有各種重大的發現，包括清朝末年對甲骨文的發現，但甲骨文記載的史料遠不能與《尚書》裡有關商朝的幾篇文章相提並論，因為《尚書》的體係是完整的，而甲骨文是殘片，是片段，不能歸納成集。
還有《禮》，包括《禮記》、《儀禮》、《周禮》三大部，它把上古時代的風俗、習慣、禮節，包括老百姓以及廟堂上的種種規範做了一個詳細的介紹。其中有許多東西，特別是在《禮記》裡的不少文章，在現代仍然極有價值。
當然，還要提到孔子所編的《春秋》。這是一部政治書，記載了周代二百多年的歷史，非常簡略，比《左傳》還要簡略得多。但是它所記載的是政治評論式的歷史，是對當時時局，對當時的國君、大臣、政治事件、政治行為或褒或貶的一些評論。這個評論可了不得，用周敦頤的話說是：“夫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它為所謂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立了一個總綱出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立了一個遊戲規則，即孔子在《春秋》裡確立了古代中國政治的根本遊戲規則。
我們怎樣來看待孔夫子的文化貢獻呢？孔子集六經，整理三代文獻，其所為應該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以後歷史上任何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學者，都不可能超越孔夫子的貢獻。包括乾隆皇帝修整《四庫全書》，也不過是對孔夫子集六經之後的二千多年來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枝葉的收集，而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本還是在“六經”裡。
第三個方面，孔夫子還是私立教育的奠基人。中國唐朝以後，特別是宋以後各種類型的書院，實際上都是在模仿孔夫子當年講學的模式。所謂“有教無類”，是孔夫子辦學的宗旨，從這四個字我們可以看出孔夫子極具平等思想。不管你是在朝為官的（如子路、子貢、宰予等），還是連飯都吃不起的窮困學生（比如顏淵），他都是一視同仁。我們在學習《論語》的時候，會發現在孔夫子的教育思想裡面有很多極為豐富的、生動的、靈活的教育理念，時至今天仍然沒有更高的教育理念超越它。儘管我們現在大談教育學，大學裡面還有專門的教育系或是專門的教育學院，但是現在我們重溫孔夫子關於教育的一些說教，會感到非常親切，而且能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啟示。兩千多年來，孔夫子的這種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培養了數不清的中國優秀思想家、優秀學者和優秀“政府乾部”。孔夫子說：“學而優則仕”——學習優秀的人就可以到各級政府部門去當領導，而當領導的理念就是四書五經裡的理念；其施政的理念，就是儒家“仁義禮智信”的理念。上至天子，下至各地官員、封疆大吏，大家只有這樣一個共同目標、共同理念，這對中國的大一統思想，對民族的統一和完整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當然，孔夫子還有他濃厚的政治理念，這就是第四個方面，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體系所構建的理性社會。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喪失理性的時代，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為了利益可以不顧一切，為了爭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諸侯們棄“仁義禮智信”而不顧，整個社會權謀、欺詐之術盛行，誰拳頭硬誰就是大哥，整個社會處於極度混亂、黑暗、戰禍頻生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孔夫子提出了恢復堯舜文武所開創的“仁”和“禮”的觀念，給當時社會急劇變革中的當政者、有思想的人們提供了一個理性思考社會發展的平台。儘管當時連他的學生都認為他太過迂腐了，認為要恢復周禮純粹是空中樓閣；但孔夫子所確立的“仁”和“禮”的理念，在中國歷史上，在歷代政治實施過程中，永遠都是處於一種在朝的地位。儘管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改朝換代不斷，但是孔夫子的施政理念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沒有誰敢去反對和否定，因此中華民族的發展始終處於一個光明的時代。陰暗的時候呢，總的來說要弱一些，相對於西方中世紀來說，當時的中國確實是令西方人羨慕。西方的文官制度也還是從孔夫子這裡學到的。明末，西方的傳教士們來到中國，把“四書”等歷史文獻翻譯成拉丁文，又翻譯成德文、英文，從成為引發歐洲政治制度變革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當然，孔夫子本人的經歷就不是那麼樂觀了，他四處找工作，長期處於失業下崗的狀態，想去打工卻老是“應聘”不上，沒有人把他敬為上賓，所以五十多歲以後退而著書講學。孔子的一生，是一種追求人格道德圓滿的一生，而他的人格成為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永恆偶像，所以孔子被尊稱為聖人，甚至被抬高到“素王”的地位。 “王”這個觀念並不等於政治上有權力，用孟夫子的話來說，像桀紂這樣的暴君，“獨夫”而已，沒有資格稱王，只有成湯、周文王、周武王才有資格叫王，其他的都只是名譽上有權力而已。孔夫子雖然沒有權力，但他是無冕皇帝，被尊為素王。
孔夫子的思想理念是通過他的辦學、他的教學而得以實施的，其傳承的關鍵就是其“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在世的時候，儘管他自己失業，但他的很多學生都在各諸侯國當“高級領導幹部”；因此他的思想理念得以一代一代傳承下來。雖然這種傳承有所斷絕，但熟悉中國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唐朝大文豪韓愈寫過一篇名動千古的《原道》，高揚孔孟仁義，建構儒家道統。而宋代理學家周敦頤、二程、朱熹則看出，儘管韓愈寫了《原道》，但他對孔夫子所謂的“道”並沒弄清楚，對道的領悟太平庸，只是其精神可嘉，有文采而已。所以儒學真正的複興，還是周敦頤、二程所在宋仁宗之後的時期，他們繼承了孔孟的法統和道統，以抗衡當時佛教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優勢，從而使宋明理學逐步發展起來。
實際上，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就是儒家文化，但也不否認孔子同時代的道家文化的存在，而且兩者也是相輔相成的。如我去年講《老子》時所說，儒家文化一直處於是在朝的地位，道家文化除了在漢朝初年文景之治時期處於當權派，其他時期一直是在野。但在野的道家思想也與在朝的儒家思想融為一體，共同為治理好中華民族這樣一個泱泱大國而作出了貢獻。
《論語》這部書，一共二十篇，五百零一個章節。開講之前，有朋友說：“我們讀《論語》，感覺每一句都像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沒有什麼背景。”我跟他說，多讀幾遍，就知道背景了。如果再結合《左傳》、《史記》這樣的史籍來讀，就不會感覺到它的語錄是突如其來的了。 《論語》這部書作為一個語錄體的專集，除了思想性極高，文學價值極高之外，它還帶動了中國一種文集的發展。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時期人手一冊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這之前有為曾國藩所編纂的《曾文正公語錄》，更早的還有“禪宗語錄”。在唐朝禪宗興盛時期，禪師們機鋒轉語，師徒之間的唱和被記載下來就是“某某禪師語錄”。這種語錄也影響了宋明理學，二程有“二程語錄”、朱熹有“朱子語類”，內容就是他們與學生之間的問答以及討論學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的心得體會。
反复讀《論語》，它的每一章、每一節甚至每一句都是有出處的，都有所指，並有其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所記載的語錄也不是孔夫子一個人在說，還有他的弟子的言論在裡面，因個人修為的程度不同，說話的分量和感覺也不同。正是如此，才有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的生動顯現。就像一個優秀的醫生，給不同的病開不同的處方，才能藥到病除。孔夫子也具有這樣的能力，而且孔夫子的思想非常老到成熟。我們看《孟子》、《莊子》覺得還有很多激憤之言，用現在的話說有點“憤青”的感覺；而《老子》和《論語》中的語言簡直是圓融老到，看不到一點尖銳的東西，沒有任何偏激之處。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作為聖人，是極具人格魅力和語言魅力的，有些語言可以說是妙不可言。以前我剛讀《論語》的時候，覺得很淺，東一句西一句的，沒鹽沒味，說的都是家常便飯；但經過了幾十年的人生磨煉，而後又對佛教，特別是禪宗有了切身感受，再回過頭來看孔夫子，才真正覺得孔子所說都是聖人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