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尚書·洪範》「敬用五事」之「言」(下)
我們經常說「知已知彼」，如何「知已」？如何「知彼」？對於「知已」你又到底瞭解自己多少呢？不能「知已」又焉能「知彼」呢？ 「知彼」必須建立在「知已」的基礎上，你連自己都不能認識清楚，又如何去「知彼」呢？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子建立在「知已」的基礎上，才能說出這樣的話，這樣的語言，如果不是「知已」又怎麼能產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樣精妙的語言來呢？
《易經》·繫辭中還有云「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有些人欲栽贓、污衊好人，於是無中生有，張揚其詞，胡說一通，但是往往自己都說不清楚，說不圓滿，所說的那些無憑無據的話，有如浮萍無根而漂游，自然是「污善之人其辭遊」了。因為沒有一個事實的存在，肯定就沒一個定準，而沒有一個定準語言自然就漂浮不定。
「失其守者其辭屈」。孔子週遊列國時，有一次子路於孔子走散了，於是就向一個守城門的老人人詢問：「請問，有沒有看見孔夫子？」此人則問「哪個孔夫子？是不是魯國的孔夫子？」子路忙說「是，是」。此人則說到「我看見了，有一個人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從此方向去了，可能就是你要找的孔夫子」。後來子路急忙趕上去，追上了孔子的馬隊，對孔子說「我去問路，別人都說先生你如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一般」。孔子聽了不以為怒反以為喜，很高興的說「然哉！然哉！我的確是如此呀，你看，魯國、衛國、宋國都不肯收留我，走到哪裡別人都將我趕出來，這的確如喪家之犬啊」。孔子是有修養、有道德的人，他不會「其辭屈」。但是對於更多的人呢？有些人公司倒閉了、業務降低了，或是免職、被雙規，甚或因觸犯了刑律而被關押，跟這些人打交道，你就會感覺到他們語言之中的委屈。那些當官的人，財大氣粗了不得，聲音很豪氣，但是一下倒霉了、失勢了，便再沒有以往那種氣勢了，說話聲音明顯得底氣不足。這就是「失其守者其辭屈」，從聲音都可以聽出腰都伸不直的人就很可憐了。但是如果這些人以前一直都是橫行霸道的話，那也是該他如此，所謂什麼樣的因，自會有什麼樣的果。
通過《易經》·繫辭中這幾段對人幾個方面的描繪，我們就可以知道《易經》的作者，早在二、三千年前就非常關注語言的形式和語言內所包涵的社會內容，所包涵的人的地位和成分。我在講《易經》和《通書》的時候，反覆強調過「位」的重要性。語言就可以反應出一個人「位」的狀態，可以表現一個人「得位」或「失位」、「居高位」或「居低位」、「居吉位」或「居兇位」的狀態，這是音相學所表達的內容，對此我們應該要有所瞭解並加以掌握。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有了語言的存在，以及語言所具有的特性，才能使我們有了把握外部事物的力量，才能使我們正確探索外部的世界。於是有些在這方面高明的人就把這些封閉起來，隱藏起來，以屏蔽別人通過語言來觀察自己，這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只有相當有修養、有經驗的人，他才能使自己的包裝對自己內心的隱蔽性比一般人強很多倍。
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這個容量大並不是因為他的肚子大或是官當的大，而是指他的閱歷、經驗。他也是飽經人事滄桑才把肚皮練大的，才把心胸練了出來，才能容納種種順、逆、是、非、譽、毀、得、失，既能容納別人的是非、利害、得失，更關鍵的是能容納自己的是非、利害、得失，面對自己的是非、利害、得失而不動於心，不亂其氣，而一般人心一動氣就亂。
我以前曾經看過一本關於清朝的野史，其中講到鄭成功準備反清復明的時候，從大陸來了一名高僧，書中形容他練就一身高超的武功，刀槍不入，鄭成功非常高興禮聘為國師供養。這位國師在台灣兩三年便收了一大批徒弟，其中包括不少鄭成功的文武官員及侍衛，一時之間形成了以國師為中心集團。於是鄭成功開始心生懷疑，心想這麼多的人擁護他，功夫這麼強，刀槍不入，如果他要造反那該如何是好呢？一連幾天鄭成功愁得是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著。這時他身邊一個與他私交甚好的心腹參將，看他如此便問他到底有什麼心頭不愉快的事情。鄭成功只敢給這位參將簡單的說了一下隱憂，這個參將聽後告訴他不要擔心，說他有辦法。鄭成功問他有什麼辦法，參將只說到時候你聽我安排就是了。過了幾天，鄭成功大宴群臣，把和尚請到上座，此和尚酒肉不戒。與大家談笑風生，聲如洪鐘，酒過三巡的時候，那位參將喚上女娥表演唱歌跳舞，唱著跳著這些女娥就把衣服脫了，大家更加興奮，突然和尚臉一紅，眼睛就閉上了。就在此時，那個參將一劍砍了過來，於是和尚腦袋落地。這下就把鄭成功的心腹之患解決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這種功夫也是一種氣，只有氣定、氣聚才能刀槍不入，出家人畢竟沒有見過艷舞，在這種情況下看到這些，心意一動，氣就散，一刀下去自然就腦袋落地。我們平時做事的時候要時常檢點自己的行為，找尋其中的破綻。我們行為的破綻往往就是我們心動氣散的時候，也就在此時，很容易被別人找出你的破綻，一旦你的破綻被別人發現，你就將處於危險的境地。
不管是從宗教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嚴格的角度來說，語言肯定不會完全忠實於思維，也不會完全忠實於情感，語言也有其所不能表達的一面，自身也存在局限性，正如禪宗所說「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其實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到有語言不能表達，思維所不能進入的地帶，既然思維不能進入也就沒有相應的思維活動，沒有相應的思維活動也就沒有相應的語言。我們也會有一些「意」能到而「言」所不能到的生活經驗，有時候這個「意」顯得特別模糊，你怎樣才能把這種「意」表達出來，而要用語言來表達這個很模糊的「意」就更困難了。四川話中有這麼一句「哎呀，我今天看到一樣東西好安逸哦！」到底這個「安逸」是舒服到什麼程度呢？用語言很難準確地描述出來。還有人與人之間那種微妙的感覺，比如少男少女們談戀愛那種微妙的感覺，你要讓他用語言表達出來則大都說不清楚。只有那些很成熟的人，他在回憶自己那種經歷的時候，有可能通過他的修養、他的語言技巧、通過他嫻熟的語言駕馭能力和氣氛的鋪張，略微能夠表達一些，當然那些著名的詩人、文學家等表達這些語言的功夫就更成熟了。
正是因為語言有它對思維、對情感有難以表達的一面，所以語言與思維與情緒就必然有矛盾的一個方面。 「我想說，但我又不能這樣說，我又不得不說」，在人事關係中我們經常都會處在這樣一種矛盾和難堪的境地。為了解決這種矛盾和難堪，於是乎謊言和廢話就出現了。既然是謊言，那麼這種語言肯定帶有虛偽性、不真實性。謊言並不是說非得需要用謊言，有時是因為不得以。當思維和情感不能用語言表達或者跟語言處在矛盾狀態，而迴避這種矛盾所產生出來的語言就必然帶有虛偽性和不真實性。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大都深深地領會過這種虛偽性和不真實性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當自己說了虛偽和不真實的話，自己的良心往往會在夜深人靜獨自回味的時候，肯定會感覺到難受。我自己也曾有過這樣的體會，有時候言不由衷的說了一些不負責的話，說了一些過頭的話，前些年說了一些語言不到位的話，現在自己回憶起來臉都要紅，心裡面會產生一些不安的感受。而在這種虛偽和不真實的語言之中，如果被別人識破了，那麼你在別人的心目中會是何等地位呢？所以我們要看到語言陰暗的一面。
那麼我們該如何對待於這種語言的矛盾呢？可以通過語言的模糊性來解決。說一些不相干的話，把矛盾淡化、模糊化。這種淡化和模糊化的語言，在面對矛盾的思維和情感時，在面對矛盾的人和事時，可能可以給你帶來平安，而不會給你帶來過多的麻煩。但這種模糊性的語言，本身仍然具有虛偽性，只不過比那種公開的虛偽性，要顯得略微模糊一些。
語言的表達必然是人和事、人和心、人和環境這四者之間的關係。人首先是和心打交道，然後和環境打交道，或者和事、物打交道，在這四者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再加上情感、理智、利害、是非的這麼一種包裝，或者這麼一種浸染，而表達出來的這麼一類語言。這種語言是什麼樣的感覺呢？其實就如同事物在哈哈鏡裡面的形像一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語言哈哈鏡的感受。其實我們在聽別人說話的時候，就有點像是在欣賞哈哈鏡裡的形象。如果有了這種質感的形象和敏銳的感受，那麼我們對語言的分析能力、對語言的領會能力就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人經常容易受別人語言的欺騙，特別是真誠語言的欺騙，這對每個人可能都已經習以為常。虛偽的語言、誇張的語言、瘋狂的語言都不容易欺騙人，最容易欺騙人的語言就是真誠語言。往往是那些誠實可靠的人，信誓旦旦的人最容易欺騙人，怎樣才能走出這樣的一個怪圈呢？這就需要我們留心。現在社會越來越複雜，人際關係也越來越微妙，在這種複雜、微妙的人事關係之中，如何聽出弦外之音，這是由每個人自身修為功夫的高低來決定。這裡雖然我並不是在講心理學，但是這些講法與心理學有沒有關係，有興趣的人可以去考慮考慮。
我們要對語言的類型進行一些分析，簡單來說語言可以分為幾大類：有的語言很粗、有的語言很俗、有的語言很雅、有的語言很略（比如相聲、小品） 、有的語言很虛、有的語言很實、有的語言很正、有的語言很邪。佛教就認為語言有「顯、密、真、假、偏、圓、中」等等。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對語言中的粗、俗、雅、略、虛、實、正、邪、剛、柔等等去細心體會一下。我們對語言能不能有細微的體會，又到底能不能對語言進行類別的分析，如果我們都能作到，那麼我們對人的認識能力、對事物的認識能力，進一步對這方面的掌控能力都將得到提升。反之，如果對語言的粗、俗、雅、略、虛、實、正、邪、剛、柔等等都分不清,那麼一個人這樣活著也太懵了。
我們常說自己一定要耳聰目明，即我們的耳要聰，聰的目的是什麼呢？ 《尚書》·洪範講貌、言、視、聽、思，講眼睛應該怎樣看，耳朵應該怎樣聽，貌對應的是眼睛，而語言相對應的肯定是耳朵。貌和眼的關係，言與耳的關係，它們相輔相成才能結為一體。用心就是提高我們的修養，提高我們的戰鬥能力，那就需要在耳朵上用功，如果用功了，就可以反過來作用於我們的舌頭上，也就能作用於我們的語言表達能力上。
另外語言與行為的關係也是密不可分，語言的實質也就是一種知與行的關係。 「言必信，行必果」是中國古代倫理道德的要求，那「知和行」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呢？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說法，有知先行後、行先知後、知行合一等等。但是這些論點都不是絕對的正確，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畢竟我們始終局部地生活在我們的經驗之中，始終都生活在局部的人事關係之中。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的知行關係有時是知先行後，有時行先知後，有時又是知行合一、知行不二。對於我們每個具體的人而言都應該是如此，而且我們在實際用功得力的時候，也是因事而宜。面對自己不懂得的事情，先學再做那麼就是知先行後；如果先做那麼就是行先知後；如果你以前曾經歷過這樣的事，有了一定的積累，當然以後再做這樣的事肯定就是知行合一。但是從哲學的絕對意義上或者從宗教的絕對意義上來說，就又有另外的說法了。如果我們從實用主義和每個人的具體情況而言，那知行關係都是因時、因事、因人而議，可能知先行後、也可能知後行先，還可能是知行合一。
另外，「有大人君子之知，方有大人君子之行」。如果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道德觀與古代的聖人、佛菩薩的理念能合為一體，那麼我們的行為、語言也會表現出聖賢一般的大人風度、大人風采；如果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道德觀還落在小人的層次上，那麼我們的言行表現也將落於小人的行徑。這是屢試不爽的，一個人的語言、行為絕對和他的價值觀、道德觀絲絲入扣。所以強化我們的道德修養，強化我們對聖賢言教的領悟，提升我們的人格，提升我們的道德，提升我們的智慧，那麼在語言上、在行為上也就能得到昇華。
當然語言有的時候是主導的，有的時候是被動的，這是因為行為對語言有規定性。如果我是教師，那麼對學生說話就會比較自由，但是我如果作為學生，在老師面前說話就會比較拘謹。我對我的下級說話，可能比較輕鬆自在，但是我面對我的上級說話時，可能就要把腰彎下來。面對不同的環境、面對不同的人和事，都會對語言進行強行的規定，也就是說對親人、對朋友、對上級、對下級、對反面、對側面，它都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語言形態，也可以說是環境對語言的規定性，使你的語言不敢越雷池半步，必然受它的規範，你離開了這種規範，就失去了度，就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但是，語言對行為、對實踐也有一定的規定。比如我們之間簽訂了一份合同並進行了公證，你執不執行？肯定要執行，不然就觸犯了法律。朋友之間的信諾，你守不守？不守這個信諾肯定是不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等等，它們都是一種成文的語言，一方面我們說話要遵紀守法，但是同時又對我們的行為進行了約束和規定。所以，語言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還是非常有趣，如果有雅興對語言進行一番研修，將此作為一個專門的學問還是很有意思的。總之，對語言的確需要加以留意。
我的老師本光法師曾對我們講什麼是咒語，本光法師說咒語是背密的語言，有時公開的語言也是咒語，並且比咒語的力量還大。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句口號在共產主義運動高潮的時候，可能比「六字真言」還菅用。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拿著小紅本在念的時候，可能比咒語還靈。在那個特定的時間環境之中，《語錄》如同咒語，碰上有人吵架，將此書拿出來一背，一下子鴉雀無聲，沒有誰還敢開口說話。所以語言裡有威懾力，哪一類語言有事，哪一類語言可以對別人造成致命的威脅，這大家可以去研究思考一下。在寺廟裡呆久的人，何需用咒語，就把戒律拿幾條出來，「師兄你哪裡犯戒了，哪裡又越軌了」，嚇得在廟子裡的人都坐臥不安。現在社會上相對寬鬆，很多人都覺得無所謂了，但是就怕你不入局，一旦入了局，那就一定會受到語言魔力的支配。
另外語言有語言的三昧。佛教講語言三昧，認為語言三昧的力量非常之大，當語言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就能夠對語言運用自如，可以攝持人心，辯才無礙，別人陷入死胡同時，而你幾句話就可以把別人的心結打開，這是語言三昧的力量。這個語言的力量並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得來的，必須要「知人知事，契理契機」，淨慧老和尚就常說要「契理契機」。若不能「契理契機」，那要把別人的心眼打開，哪裡又能打的開呢？不僅僅「契理契機」，還要乘「勢」，這個「勢」就是要善於營造氛圍，如果不營造氛圍，有些時候語言就沒有力量。但是氛圍一旦營造出來，語言的魔力就無形中得到了若干倍的增漲。例子就不加以多舉了，在中國古代的《戰國策》裡，縱橫家們都有很多如何善於運用語言的公案和故事，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花時間細細品位，看一看別人是如何運用語言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當然語言也不能無的放矢。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進行分析、綜合、歸納、判斷，還有實例的佐證，然後又怎樣調動這些因素來為自己的語言或者說是為自己的目的服務，這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獲得的。
當然我們對語言的藝術、對語言的技巧，平時我們遣詞造句對語言進行修飾，總之為了表達自己的語言內容，抑揚頓挫的說話也是非常重要的，最怕說話氣若游絲，平淡無奇。使用語言就一定要像寫唐詩、宋詞一樣，要平仄兼達，平上去入，這樣聽起來才會有抑揚頓挫，的感覺。就像取名字一樣，如果都取平聲肯定不好聽，但是都取成仄聲也不好聽，一定要平聲和仄聲兼達而成，聽起來才會響亮。一個音符不能表達出什麼意思，但是若干個音符而且還要起伏不定的音符組合在一起，才能夠使我們的聽覺、聽力感到興奮，如果我們聽單調重複的語言，就會容易引起疲倦、引起模糊感。
語言要善於使用語言的力量，要善於運用語言的技巧，尤其要掌握音韻上的技巧，此外還要注意遣詞造句。我以前在本光法師處學習的時候，他就經常給我們說「要純潔自己的語言，要精煉自己的語言」。說話不要帶髒話，要幹乾淨淨，不要說粗言俗語，要雅緻一些，才能提高自己的修養、提高自己語言的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大多數人都很少能夠注意到自己語言給對方所帶來的感受，有時聽某些人說話的時候，簡直就是在受罪，就像王大娘的裹腳布，嘮嘮叨叨，讓人聽起來煩心。怎樣避免自己給別人造成的類似這樣的不愉快，怎樣使自己的語言達到爐火純青的火候，乾淨利落的完成語言的任務和使命。
語言有它的使命感，我們說話就應該帶有一定的目的性，通過我的語言順利完成我的目的，順利完成我的目標。很多時候都不需要用拳頭來解決問題，而是用語言來解決問題，因為語言實際上是人與人交流和溝通的橋樑，既然是人與人溝通的橋樑，那麼我們就要使語言能夠溝通，而且對語言要清晰、明白。
另外，也要明白語言的陷阱作用。有些人說話給你布下了一個陷阱，要讓你落下去。如果只是大家開個玩笑，互相戲弄一番，那還無所謂，最多只是在言語上輸給他了，勝者高興一下。但是在生意場上，或者是在險惡的人事關係中，語言的陷阱就相當具有殺傷力了，稍不留意掉了進去了連命都沒有了，甚至還會誅連九族。所以要善於識別語言的陷阱。
當然語言除了陷阱還有語言的陰阱，自己的語言可能會出現陰境，別人的語言也可能會出現陰境。這個陰阱可能會傳達一種錯誤的信息，會誤導別人，從而使別人進入一個陰暗的地帶。有時候我們在一起談論鬼神，對有些陽氣旺的人可能無所謂，但是對有些人來說就很不利，就很容易被引入陰境之中。所以對於那些心理脆弱、在意識上容易進入這種陰境的人，就要迴避這種語言環境，迴避這種人事環境。陶淵明那首著名的詩中有雲「身居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你看「車馬喧」都要迴避，更何況鬼神呢。
有時候學佛學到了一定程度後，連佛菩薩都要迴避，用禪宗的話來說就是「逢佛殺佛，逢魔殺魔」，見了文殊菩薩來了，都要一棒打將下去。為什麼呢？因為只有不進入這種境，才能成就自己真正的那種自在，趙州老和尚就說過「有佛前急走過，無佛前不停留」。我們的思維一定要幹乾淨淨、清清爽爽，任何陰阱不留，任何陽阱也不留，要達到超然自在的感覺。因此在語言之中，一定要明陷阱，還要明陰阱。
另外還要知有堤防，就如同面對長江洪水一樣，要確保長江大堤不潰。語言是流，是意識流，所以語言也要有語言的堤防。有些人說話無遮攔，一張嘴就氾濫成災，往往既傷害了別人也傷害了自己。語言一定要知堤防，對自己的語言要設置關欄，否則難免就會出事。
男人講氣節是指操守，婦女講貞潔也是指操守，而語言也同樣存在語言的操守。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特點，有了什麼樣的人格特點也就必然有他相應的語言特點，這種語言特點實際上就形成了語言的操守，形成了他自己語言的特殊規定性。這裡我所說的操守主要還是指一些語言的規矩，語言要守規矩，不能放肆，用孔夫子的話來說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不等於只有手腳上輕薄一下就稱之為非禮，其實語言也經常會進入非禮狀態，很多人稍微不注意，那麼他與別人的關係就進入了這樣的狀態之中。非禮是對他人不尊重、不敬重的一種表現。我本人對此很敏感，如果有人對我說了一些非禮性的語言，那麼我和他的關係也就到此為止了，為什麼呢？因為如果他在語言上對你張狂、對你放肆、對你非禮，那麼你在他的心目之中，已經毫無份量可言，毫無交往可言，那還有什麼朋友的可能性嗎？一切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語言的操守很重要，就算我們某人不高興不舒服的時候，也仍然要注意自己語言的操守，否則也同樣會自己帶來麻煩，甚至禍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