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尚書·洪範》「敬用五事」之「思」
貌對視而言，言對聽而言，這是相對應的關係。在社會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形象，同時也會很留意他人的形象；我們經常都在使用我們自己的語言，同時也會很在乎別人的語言，那我們應該給親人、給朋友、給別人、給社會留下什麼樣的一種形象呢？
國家有國家的形象，領導有領導的形象，老闆有老闆的形象，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形象，不論善惡、不論貴賤都有一個相對應的形象。社會是由各個不同階層的人構成，但有的形象可以不受階層的約束，正所謂貧賤之中也有君子，貧賤之中也有隱士，也有很高明的人，那麼他們的形象該如何去感覺？有的人現在身處貧賤之中，但日後可能大富大貴，對此我們該如何見其先機？有的人現在雖然大富大貴，以後則可能一落千丈，說不定被「雙規」或是蹲監獄了，我們是否也能見其先機呢？因此這個貌很重要，而我們這個眼睛也非常重要，我們要善於在貌和眼睛之中找到微妙之處。
語言從嚴格上來說也是一種相貌、一種形象，對於語言形像這兩次談得比較多，可以說是將其擺在比較重的地方來談的。面對語言的剛、柔、輕、重、緩、急等等之類，它們所要表達的是什麼樣的內容呢？我們的耳朵該如何去觀察通過語言所表達出來的信息以及語言中所蘊涵的複雜信息呢？我們該怎樣去破譯這種信息？反過來說我們又該如何去調理自己的語言，如何去豎立自己的語言形象，如何優化自己的語言，提高自己的語言藝術，這些都非常重要，都是我們修養範疇中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環節。
但不論是貌、還是言、或是視聽，其主人都是我們的心，即我們的思維器官。孟子曾說過「心之官則思」，離開了我們的思維，語言就無從表達。我曾多次說過「語言是有聲的思維，思維是無聲的語言」，思維有多清楚那麼相應的語言表達就有多清楚，思維有條理則語言表達也有條理，思維對外界事物分析判斷準確則語言也可以相應地表達準確。但是我們思維和情感中的許多內容有時不方便用語言來進行表述，我們在聽語言時往往都沒有留意到語言的這種片面性、不準確性和虛偽性，這應該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我們大家經常都在彼此客套之中，但是客套起來其中又還能有多少真話呢？每個人隨時都在算計之中，這種算計的心理狀態能讓其在語言中敞風、見陽光嗎？所以有些心理活動、思維活動是不可能通過語言得以表達。故語言經常都是轉彎抹角，特別在某些厲害是非較重的場合之中、在厲害悠關的關係之中，那麼這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語言一定都是經過了裝扮，通過了修整，化了濃妝，但是不管怎樣變化，這一切實際上都是通過我們的思維來調控、來駕馭。
我們都會說話、都會思想，都有自己的情感，但是這個「思」實際上包含了思維和情感，既包含了理性部分，又包含了非理性部分。理性部分的好說，非理性部分則不好說，因為情感就屬於非理性部分，意志也屬於非理性部分，它們都有很多複雜的層面，我們的精神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多維空間。思維，理性思維，邏輯思維，嚴格來說這些思維大多數是屬於科學家、哲學家們，特別是搞數學、物理、化學、工程的這些人，他們的邏輯性強，因此他們較多地屬於理性空間。而從事文學、藝術的這些人，情感空間則要豐富得多，理性空間可能相對要薄弱一些。
情感非常的複雜，酒色財氣、貪嗔癡慢等等所謂七情六慾的東西，都是在「思」的這麼一個大範圍以內。我們起心動念，念頭一起或善或惡、或淨或不淨、或有益或無益、或有用或無用、或清晰或糊塗。我們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和自己的念頭打交道，自己與自己的內心活動打交道，但是自己的內心世界究竟是如何展現的，我們的心又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一般人都不知其然，下一分鐘自己想什麼誰也不知道。平常我們總是說對自己的內心最為熟悉，而要瞭解別人的心理活動畢竟就隔了一層皮，於是很多人都愛說「我不是你肚子中的蛔蟲，那我怎麼知道你在想什麼呢？」但是實際上當面對自己的心理活動時，可以說比他人的心理活動更為陌生。大家可以試想一下我自己心裡是怎麼想的？我自己又是怎麼回事？一般來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看別人的缺點一眼就看出來了，看別人的毛病也是一眼就看出來了，但是看自己的毛病就非常艱難了，總覺得自己什麼都是對的，別人甚麼都是錯的，如何才能真正地把握自己、認識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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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道德經》上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要達到「自知、自勝」，遠比達到「知人、勝人」要艱難得多。明朝著名理學家王陽明先生就曾說「破山中賊容易，破心中賊難」，要打敗對方容易，但是要擊敗自己卻非常艱難，殺雞、殺狗甚至殺人可能都比較容易，但是要自己拿了刀割自己的脖子或是在自己身上割一塊肉下來卻很艱難。這是為什麼呢？自己有「切膚之痛」啊。因此，我們最熟悉的精神世界同時又是我們最陌生的精神領域。
我們如何提高自己，如何優化自己、如何昇華自己、如何強化自己。作為現代人處於這麼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之中，如何使自己在社會生活中、工作中確立自己的優勢地位，使自己能夠立於不敗之地，這就需要使自己的綜合素質、綜合能力加以提高。現在講究企業形象，一個大公司、大企業在服裝上都要統一，語言上也要規範，但是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下，在規範我們外部形象、語言和行為的同時，我們又該如果對內心進行規範、進行優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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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此之前，本人講述周敦頤《通書》的時候，其中就有一個專章講到了「思」，其原文有云「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這裡我們要將其於《尚書》·洪範中的「貌言視聽思」納為一體結合起來講，一方面不受講周敦頤《通書》這幾段文字的約束，另外一方面在此基礎上再加以更大的發揮。總之，我們通過前面對「貌言視聽」的闡述，感覺到優化自己、提升自己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到了這裡，我們就一定要認識到對我們「貌言視聽」起作用的還是「思」，只有「思」才是當家人，才是主人家，而「貌言視聽」實際上都是「思」的奴僕，都是為這個「思」服務的。
「思」的功能如何展現，就是通過我們的眼、耳、鼻、舌對外界的感觸，就如之前簡單講過的《心經》中所提到的五蘊身「色受想行識」，總之要有若干的基礎和前提才能構成我們的思維。首先有個外部客觀存在的環境，通過我們的眼睛把它轉變成視覺，通過耳朵把它轉換為聽覺，通過鼻子把它轉換為嗅覺，通過舌頭轉換為味覺，通過皮膚的觸摸把它轉化為觸覺，這些都屬於最原始的基本功能，一般的生命體都具有這個功能。但是我們作為人，是社會的生物，是社會的一環，人與人的交道、思維的運行主要就是運行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
在古代，儘管已經社會化了，但是實際上人與自然打交道的時間遠比我們現在要多得多，以前雞犬之聲相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處都是青山綠水，哪裡有現在的電燈、電話、摩天大樓、汽車、飛機等眾多人類創造的物質，以前基本上都是與自然打交道，在與自然打交道的基礎上，也進行了社會的交道。但是現在，特別是大都市裡的人，自然性越來越少，社會性越來越強。
我經常有一種杞人憂天的感覺，現在大城市裡的人，即使家裡的電器以及油鹽柴米醬醋茶一應俱全，但是突然哪一天這一切都不存在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該如何生活，就只是停水停電停氣，讓他們煮點飯都弄不出來。如果再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把現在這些少爺小姐小皇帝們請下鄉去，可能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現代軍隊中的特種部隊大都有野外生存訓練，不準備任何口糧，只給一把刀子，連根火柴都不能有，更不要說什麼打火機，讓你在純粹的自然環境中生活兩三個星期，用這樣的辦法培養部隊中最拔尖的人才。我們在城市裡又有誰會去想這樣的問題，當然這已經是一個次要問題了，不用對此花費過多的精力，那麼我們應該考慮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要考慮我們的社會關係，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要考慮在這些關係中我們的思維活動是怎麼運行的？
比如說「受」，以前人們感受多的是自然，現在感受多的是社會。正所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以前感受的都是這些、想的也是這些。前些年是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現在則念念不忘的是股票漲不漲、落不落，念的是下個月我的工資老闆發不發得起，念的是我這個公司的經營會如何如何，這個合同簽得簽不得，這個策劃是否可行。作為公務員當然在感受和想法上又有所不同了，如中央的政策如何，領導的臉色看上去是笑臉還是馬臉等等。正是因為這些「受」，感受和所想不同，就引起了我們思維深處的強社會化的東西。
這種強社會化的思維結構、思維模式，一方面是社會化，極端的社會化，這種極端的社會化使我們遠離自然，喪失了人的自然性，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在生態學裡早就敲響了這方面的警鐘，社會給我們帶來的疾病遠遠超過了自然給我們帶來的疾病，諸如什麼非典、禽流感、艾滋病等等之類，與其說是自然給我們帶來的疾病，還不如說是社會給我們帶來的疾病，更不用說精神上的疾病了，現在有心理障礙的患者據說城市之中已經達到了百分之十，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地上升，以至於現在的心理醫療如此盛行，想想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數字啊，說得不好聽點我們周圍有就有不少人都是精神病，或者就存在精神疾病的隱患。這就給我們如何思維、如何用心提出了極其嚴峻的挑戰。
去年（2003）在柏林寺第十界生活禪夏令營上，淨慧老和尚提出了「善用其心，善待一切」的口號。我們這個心該如何用，那就要「善用其心」，我們的行為又該如何表現，那就要「善待一切」，但是如果沒有高超的智慧，而要想達到這樣的「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我們心的起心動唸經常都處於被動狀態，一方面被動地跟著我們的情緒在走，別人奉承兩句就高興了，被人數落幾句就發脾氣了，在街上撿到錢就歡喜了，今天錢包掉了又開始煩惱了，不外乎都是被動地跟著自己的情緒在跑。另一方面則更多的是跟著利益後面前進，現在很多人都是不自覺地跟著利益在跑，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搞階級鬥爭，那是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現在則是以經濟為主，要算經濟帳。
那麼我們有沒有真正的自己給自己當家作主呢？有沒有在過自己的心靈生活時，而不為情緒所左右，不為外部利益所驅動呢？這裡可能有人要說：馮老師你是不是過於迂腐了啊，現在不談利還怎麼活得出來呢。前幾年在儒商書院談這個題目時，就有教授提出：馮老師，現在是對老闆們談經濟談利益，你大談什麼無慾無私，這不是背離了當前的時代背景了嗎？可惜了老闆們的學費。我說不要急，這實際上是可以獲取最高利潤的方式，只是變了種說法而已，只是很多人都認識不到這一點。
那麼我們怎樣給自己的心靈當家作主，首先就要超越這種世俗利益的牽制，超出自己情緒的牽制。中國有句俗話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當然這是對那些有道的如諸葛亮、劉伯溫之類的神仙人物的奉承。那對於我們這些普通人該如何使自己高明起來，如何使自己在精神生活中、社會生活中真正得到自由，那麼首先第一條就必須在自己的情緒中得到自由，如果不能善於把控自己的喜怒哀樂，別人一個激將法就把你打垮了，其實就是自己把自己打垮了，那還談何「自勝」之道。如果被眼前的細小利益所鼓動，眼睛也被蒙住了，哪還有什麼資格去談獲取更大的利益呢？所以我們要將心量放大起來，既能容得下自己也能容得下別人，既要容得下成功也要容得下失敗，既要容得下歡喜也要容得下煩惱，既要容得下朋友也要容得下敵人。
如果我們的心胸不寬大，就像高速公路上有一輛車子壞了堵塞在那裡一樣，則公路就不通泰了，我們的思維、理性也就有了障礙，成為理性中的殘廢。很多聰明人突然想不通了，或者思想上被某種情結堵塞起來的時候，用現在心理學來說就是情緒跌入了低谷，在這種情況下，思維的頻率會越來越慢，就像計算機裡出了故障一樣，要想使它能夠良好地運轉與活動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就要排除障礙，如計算機有了病毒就要殺毒，我們的思維結構與電腦結構有很多相似之處，或者說電腦與我們的思維很接近，因此我們的思維也一定要善於排毒，一定要善於排除故障。
古代中國人提倡「沐浴齋戒」，每當有重大決策活動時要在廟堂之上，國君自己首先要齋戒三日或七日，沐浴、更衣、焚香，以達到對自己心靈的淨化。通過這種淨化思維才能更好地工作，如一塊白板一樣，寫滿了字要再寫是不可能的，若要重新書寫就必須要把它擦得乾乾淨淨才行。思維要進入最佳狀態，最好把原有的思維空掉，就像電腦一樣，當買個新電腦回來時，裡面沒有什麼亂七八糟的程序和內容，那麼運算起來簡直就是朝氣勃勃，速度快得驚人，而隨著我們的使用，負載越來越重，以至於運算速度越來越慢，最後不得不清理一番，甚至重做系統。
佛教裡講「參禪悟道」，這個「禪」字本身就包含了三層基本的意思。第一層基本意思就是「靜慮」，先讓思維安靜下來，即把思維中的跳來跳去的雜質過濾一次，把不乾淨的東西，把乾擾影響我們情緒的、影響我們思維運行的東西過濾掉，就如同計算機殺毒，把障礙排除，把過多的垃圾信息清理出去，使之處於虛靜狀態，這就稱之為「靜慮」。
第二層是「思維修」。我們的思維未必永遠都處於清晰、明確、優化的狀態之中，就像平常所說的頭腦又不靈了。那麼我們怎樣優化我們的思維，怎樣優化我們的思維程序呢？我曾經與幾位從事法律工作的朋友談論過這個話題。檢察院的朋友說現在辦案如何如何艱難，如何如何麻煩等等，我聽完後說，案子和破案，破案以後就會發現其因果關係原來非常的簡單，但是往往就在破案之前總是千頭萬緒、疑團重重，這個疑團重重、千頭萬緒和極為簡單的因果關係實際上是一組矛盾。我們的人心經常處於這種矛盾之中，有時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有時則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有時是有心栽花花不開，有時則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但就是這種「難和易」就構成了我們思維之中、行為之中的一對雙胞胎，我們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深陷在其中。如果明白了這種關係，那麼我就願意走近路，要找容易的路走，用成都話來說就是吃桃子要挑軟的捏。我就願意走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路，並且得來全不費工夫。
對此，古人早就說一再強調了這個道理。 《國語》中記載了范蠡佐勾踐滅吳。當時吳國是強國，將其相鄰的弱小的越國滅掉了，於是越國的國君勾踐成了吳國的奴隸，後來勾踐被放了回去，用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當了吳國殖民地的總管，在這種情況下他通過范蠡、文仲的幫助，經過十年生息，十年教訓，一個弱小的殖民地越國就滅掉了春秋末期強大的吳國。在滅吳國時范蠡有一句致理名言：「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這是社會運行的規律，也是我們思維運行的規律。現在我們可以參與評價黨和政府的工作，但是在文革時誰敢評價毛主席？現在大談要搞活經濟，大搞市場經濟、民營企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誰敢做這些事情？這就是時節因緣，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王法，這個王法犯不得，誰與王法作對誰就要遭懲罰。但是時過境遷，今天有今天的政策，我們就要遵守現在的政策，文革中能說文革錯了嗎？一說你就完蛋了，就必須拿著紅寶書喊萬歲萬歲萬萬歲，那時拿著紅寶書是正確的，現在拿著紅寶書別人會說你是神經病。
「時不至不可強生，勢不究不可強成」，實際上將其用在我們的思維上也是如此，用在企業運作上也是如此，這是我們必須遵循的準則，如果要「旁生因緣」就會產生諸多麻煩。古代天氣熱了想要吃點冰激凌可不可能呢？那是皇上或大戶人家才有的本事，將冬天的冰塊放在地窖中儲藏起來，到了夏天時，儘管已消融了不少，但總還有一些，於是就可以享用一翻。現在則很簡單了，冰箱中隨時拿出來用就是了。以前吃蔬菜還必須要根據季節的變化而變化，現在則不需要，夏天就能享受冬天的蔬菜，可以從高原上運來，冬天也能享受夏天的蔬菜，通過溫室種植。這就是時代進步的優越性。
我們要善於思維，善於應變，還要在思維上善於應變，所以優化思維的模式不外乎就這麼簡單，即「時不至不可強生，勢不究不可強成」，就可以將此用在優化我們的思維上，該想的可以想，該做的可以做，不該想的不該做的就不要去想不要去做，那是浪費思維、浪費生命，是燃燒生命的一種誤區，即佛教所說的打妄想，為什麼會怎麼說呢？因為它一方面不會給人帶來絲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會對人的思維進行幹擾和破壞。所以優化思維一方面是去除雜質，另一方面就是要精簡思維程序，把不必要的思維格式省略了，就像前面所說的一加一等於二這很簡單，而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再加二分之一再加二分之一雖然也等於二，這種過程就太繁瑣了，完全沒有這樣的必要。
怎樣善於總結自己的思維、經驗，得出最佳的、最簡單的方法，其實這些方法古已有之，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善於使用這種思維方式，它會給我們的身心帶來莫大的益處。我在二十年前就自覺地修行一種咒語，這個咒語就是「順眼法、順耳法、順心法」，自己不斷地提醒自己，看不慣的要看得慣，聽不慣的要聽得慣，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存在的」，免得因為看不慣而讓心中徒生諸多煩惱。現在是非多、麻煩多，走到哪裡都有是非，走到哪裡都有麻煩，還是一句話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人家的事是人家的事與我沒有什麼相干就不要去料理，我需要料理的是我家裡的事、我企業的事、我朋友的事，要把自己的內層關係理順，與己十萬八千里的事就不要去瞎操心。當然有的朋友見義勇為，有的朋友熱情萬丈，經常愛去做好人好事，這是美德應該表揚，但是對於那些過遠的、沒有必要的就需要簡化，因為有時在做好事的同時未必能得到別人好的評價，有時還可能會引起麻煩，正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關鍵是選擇與自己相干的事、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連的事做。我們這裡在講思，就一定要明白思維與自己的這種關係，思維內容與自己的這種關係，如果不明白，那我們的思維就會經常去做無用功。
那麼思維應該放在什麼地方？既然我們在談「貌言視聽思」，前面也說過形象應該怎麼樹立，那麼我們的心就應該多在這方面下功夫。語言表達，如何優化我們自己的語言，如何美化我們自己的語言，如何使我們的語言形象更有魅力，能更好地為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我們的心就應該在這裡多花一些時間。眼睛怎麼看、耳朵怎麼聽、如何調控我們的身心，心就要在這方面多用功。
一個人的氣質、魅力從何而來？一個最優秀的貌，並不是說他長得漂亮，也不是他衣冠楚楚，他的貌從哪裡來？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從「仁義禮智信」中來。如果一個人的形象氣質，在社會活動之中給人以「仁義禮智信」的印象，大家都會讚歎說：「此人是仁人君子、大丈夫，這個人非常守信用。」你想他的外部形像有多好。 「這個人非常聰明，遇到麻煩他能夠迎刃而解，他有力量而且聰明並富有智慧。」你想這樣的形象、這樣的貌有多好。所以我們在「貌」上就一定要在「仁義禮智信」上多用心，使自己的社會形象符合「仁義禮智信」的標準。
那麼語言呢？語言也要做到「仁義禮智信」，語言雖不是直觀的外部形象，但它本身仍然也是一種外部形象，那我們最好學習孔子所說的「溫、良、恭、儉、讓」。語言怎樣作到「溫、良、恭、儉、讓」，一般人都把這五個字理解為行為形象，而沒有把它變為語言形象，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這裡就將其表達成為一種行為形象。但是如何能使我們的語言做到「溫良恭儉讓」呢？有位女性朋友說，別人與她打交道都覺得她的形像比較剛，有武勇之氣，說話也比較剛，於是平時她就難得說話。
怎樣表達，怎樣有外部表達，那就需要用「溫良恭儉讓」這種語言形式。人與人交流溫和一些、溫柔一些，並不是叫男子漢們都變成奶油小生。說話溫和、溫良，這是一種美德，有教養的人並不是比誰聲音大，聲音大並不佔優勢，還是柔一點好，但並等於一味的柔，因為「溫」也並不完全等於「柔」，應該更多的是溫和，那樣自然就有親和力。
「良」，語言中如何來表現這個「良」字，大家可以想想「良」的對立面是什麼？那麼就需優化語言、純潔語言，而不要用那些不良語言，因為不良語言其實就是語言的垃圾。
「恭」，對父母、對上級領導要恭敬，對朋友也應該恭敬，在一定的場合下，恭是使自己內心處於一種警醒的狀態。如果沒有恭敬之心對己，那麼自己就會流入放肆，語言上就會放肆，行為上就會放肆，就會有麻煩隨之而來。 「儉」，我們說生活上要省儉，其實語言上也要省儉，不要廢話過多，言多必失，言多必詐，語言多了也有語言多了的麻煩，所以語言也要省儉一些，當說的說，不當說的不說，廢話盡量不說。
「讓」，現在大多數人都無法在語言上做到這個「讓」字，總是愛與別人搶口風，好表現自己。在語言中「讓」一些，讓別人把心裡話多說一說，讓別人多表現一下他自己，實際上是自己就得了便宜了，自己就會處於一種「靜」的狀態、處於一種「陰」的狀態，別人就處於一種公開透明的狀態，在對立的雙方來說你就會處於一種優勢地位。 《鬼穀子》裡所講的「捭闔之術」，其實就是要教你這一招，讓你把自己藏起來，使敵人暴露自己。所以語言上能「讓」，本身就使自己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處於一種優勢狀態。你自己還未發，引而不發，別人就已經暴露無遺了，別人的優點、缺點都看在眼裡，你自己既然沒有發言，那本身的弱點、破綻、毛病就不會釋放出來。
另外一面作為朋友之間互相切磋、互相交流，你就應該要讓朋友優先取得發言權，這是作為有教養的人的一種良好習慣。像西方的「女士優先」，說話都要讓女士優先，朋友之間就應該讓朋友優先嘛，既然是朋友，讓一讓又有什麼不對的呢？很多人在感情上出現差錯，情感上出現麻煩，並不是因為經濟上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其他方面的原因，其實往往就是在意氣上，而這個意氣之爭的源頭就在語言的往來上，語言上去爭風頭，在語言上去爭先手，實際上很多時候我們的語言都是廢話為主，那就根本沒有什麼爭的必要。
如果大家認真學學《莊子》或佛教中的「中觀」思想，就會發現語言真正沒什麼味道，包括著名的佛經——《維摩詰經》，幾十個菩薩說了一大通不二法門，結果都是廢話，只有維摩詰在那兒一言不發，結果文殊菩薩都要退避三舍、讚歎不已。所以無語、不說，有它的優勢，在兵法上這叫「以靜制動」，孔夫子那裡叫「默而識之」，在老子那裡叫「知其白，守其黑」，在人與人交往中叫「禮讓三先」，如果我們在語言中作到了「溫良恭儉讓」，那麼我相信大家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就能取得了主動權，處於一種優勢地位。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離不開我們這個司令官——思維，我們這個心。如何善用其心，並通過善用其心來料理我們的「貌言視聽」，我覺得大家盡可以多花些時間去琢磨琢磨，修行就必須在這裡進行，修養就必須在這裡提高，如果我們的心思沒有放在自己的「貌言視聽」上，要想提升我們自己，那將會非常的艱難。當然「思」還有更深的境界，不論是道家還是儒家，甚或是佛家，對「思」都有各自非常獨到的見解和說法，使之上升到「睿」，乃至於「聖」的境界，以後有機會再對此繼續進行更深一層次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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